文/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院长，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强舸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构建起全球经济秩序，但美国利益分配不均引发“美国优先”思潮，特朗普主义冲击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拜登政府虽有纠偏，但未扭转逆全球化趋势，特朗普2024年回归后进一步加剧。在此背景下，中国面临机遇与挑战，需积极应对，企业与个人也受全球经济秩序变化影响。
“资本至上”还是“美国优先”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构筑起现行全球经济秩序的基石。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不同国家在资源禀赋和商品生产上具有差异化优势，因而各国应当通过国际贸易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国家间就需要尽可能的打破一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商品、技术、货币等要素自由流动，确保资本能够最大限度地追求利益。正如通用电气传奇CEO杰克·韦尔奇所讲的：“我们将把每个工厂都放在驳船上，随着货币和经济的摆动而航行。”简而言之，“资本至上”是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秩序的根本原则。
然而，虽然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整体上给美国带来巨大利益，但这些利益主要被跨国公司、科技巨头、金融资本和东西海岸精英等少部分群体所占有，美国国家利益和多数美国人利益却遭受了巨大损失。这体现在，其一，收入可观的工作岗位大量流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橄榄形社会结构是资本主义国家黄金时期的基础，全球化却重新引发严重的两极分化。例如2001年以来，美国近6万家工厂关闭，失去了480万个体面的制造业岗位，社会矛盾因此大大激化。其二，国家税收持续流失。二战后初期，企业所得税是美国第一大税源，全球化导致的工厂迁出、工厂破产以及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的全球避税，使得企业税源大量流失。美国政府不得不依靠大规模举债和加大对个人的征税力度以维系财政平衡，个人所得税由此成为美国第一大税源，进一步加重了工薪阶层的负担。对工薪阶层、中小农场主、中小企业为主的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支持者群体来说，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构筑的经济秩序意味着跨国公司、金融资本和精英群体对美国的背叛、对合众国契约的背叛——它们享尽国家强大的好处，却不履行任何义务。某种程度来说，与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一样，特朗普主义和MAGA运动同样是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产物，只是目标截然不同，他们要求反抗乃至摧毁新自由主义创造的全球经济秩序，以维护工薪阶层、中小农场主、中小企业等普通人的美国利益，以“美国优先”取代“资本至上”。
如何摧毁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秩序？关税是他们的撒手锏。特朗普的如意算盘是，经过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美国在大多数制造业产业上早已丧失比较优势。关税则可能抵消外国厂商的成本优势，让在美国生产商品重新有利可图，从而促使产业回流，进而带来岗位增加、就业繁荣、消费景气乃至经济增长等结果。“美国优先”的关键并不是相对某个或者某些外国的“优先”，而是国家相对资本特别是跨国资本的“优先”。通过创造关税等一系列壁垒限制资本自由流动，MAGA运动要求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明白“资本也是有祖国的”、“美国资本必须首先为美国服务，而不是只知道追求利润”。由此，特朗普主义重塑了美国国内的价值共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两党整体上都是支持全球化的。相对来说，过去与蓝领和工会关系更密切的民主党还要求适度限制自由贸易，共和党则是自由贸易更忠实的拥趸。2016年以来，虽然特朗普时不时的打出保守主义这面大旗，以里根的继承人自居，但他的经济政策、MAGA运动所期望的全球经济秩序实质上是完全反里根的，他们所批判的美国问题恰恰是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而不是他们名义上一直攻击的民主党和“激进左翼”。
美国“内战”与全球经济秩序的演化趋势
以摧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为目标，特朗普主义和MAGA运动试图构建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但这并不是顺理成章的。2016年以来，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国内同样有着强大的力量试图捍卫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秩序。2020年，拜登赢得大选意味着这种努力的阶段性成功，但4年间拜登政府并未有效扭转逆全球化趋势。最终，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王者归来，给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秩序的棺材板上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某种程度上新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到来已经不可逆转。
拜登政府的失败努力
2020年大选后，世界和美国都曾经憧憬特朗普这个插曲要过去了，但无论口头上如何反特朗普，拜登政府在经济战略上却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诸多做法。例如盟友们一度期望美国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拜登却在一开始就表明了拒绝态度。原因在于，拜登能够赢得2020年大选，主要不是因为特朗普的逆全球化政策不得人心，而更多是由于新冠疫情这一偶然因素。相对于希拉里和2020年民主党初选时的诸多对手，拜登的精英味、“国际范”相对较淡，“宾夕法尼亚工人家庭的孩子”人设、与工会的长期良好关系、能从特朗普那里抢回部分蓝领工人选票才是他的独特优势。相应的，拜登政府也就很难再以忤逆蓝领选民为代价去推动TPP。事实上，无论是拜登苦心经营的“工人家庭孩子”人设，还是特朗普反复强调的“三个代表”（共和党是代表美国工人、美国家庭和美国梦的政党），2016年至2020年这四年已经让“捍卫工人利益”成为美国这一最正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至少名义上的头号政治正确。
当然，出身建制派、根本上代表精英利益的拜登还是推出了很多纠偏举措，例如逐步减少大多数盟友的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2022年，严重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甚至促使“全面取消对华关税制裁”被提上议事日程。当时，二战以来史无前例的物价飞涨引发美国民众极大不满，谁该为通胀负责、如何控制通胀一度成为2022年中期选举头号议题。借此机会，时任财政部部长耶伦在2022年上半年多次公开建议拜登政府“全面取消对华关税制裁”。如果耶伦的倡议付诸现实，那么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秩序或许能绝处逢生。不过，耶伦在拜登内阁团队内就遭到了强烈反对，时任贸易代表戴琪多次为此与耶伦公开争论。拜登则态度暧昧，迟迟没有表态。应当说，这是2018年以来缓和中美贸易冲突乃至修复全球贸易环境的最好时机，但一个意外事件断绝了耶伦等民主党建制派的努力。2022年6月，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判决，实现了保守派（共和党）关于堕胎问题的数十年夙愿。它的连带后果是极大激发了自由派选民的愤怒和政治热情。就2022年中期选举来说，这对民主党是好事，它不再需要通过解决通胀问题来挽回选票，民主党最终也获得了优于预期的选举结果。但这同时意味着利用选举压力终结贸易战的最后机遇错失，此后耶伦再也没有提出过“全面取消对华关税制裁”。很多时候，关注经济议题不能只看经济本身，有的看上去八竿子打不着的社会问题常常能左右一国经济政策乃至全球经济秩序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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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清华金融评论》2025年7月刊总第140期
编辑 | 周茗一
审核丨丁开艳
责编丨兰银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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