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负已见分晓，老蒋的百万精锐嫡系也随之折损殆尽。

此时，潜伏在国军高层的红色特工郭汝瑰也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正在向自己靠近。按照老蒋战败后必迁怒于人的性格，战后自己很有可能成为他怀疑或审查的对象，因此，他通过自己的单线联系人任廉儒代为向上级请示奔赴解放区。

几经辗转，任廉儒将最新指示传达给了郭汝瑰，即“与其到解放区，不如设法到大西南去，继而促成一场起义来加速解放进程”。随后，郭汝瑰通过顾祝同从中协调，争取到去四川任72军军长一职的机会。

一切都在按照郭汝瑰预想的计划逐步向前推进，但他不知道的是，老蒋在同意他外出带兵的同时，也在他的身边安插了一只幕后黑手……

郭汝瑰是四川铜梁人，早年出身于家道中落的书香之家，从小耳濡目染父亲对时政议论的他，对民国社会黑暗动荡和北洋军阀腐朽没落深感不满。

1924年，在成都联合中学就读的他，因参加反对校长张铮推行封建教育的学潮而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后来又在堂兄郭汝栋的建议下，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

等到郭汝瑰从黄埔毕业，老蒋早已背叛革命，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而郭汝瑰在经好友袁镜铭的介绍下也秘密加入我党，随后被吴玉章委派到堂兄郭汝栋的军中从事革命工作。

郭汝瑰在郭汝栋的军中待了三年，却意外发现堂兄郭汝栋的思想愈发倾向反动势力，不仅杀害了自己的恩师李蔚如，取代杨森地位组成“六部联盟”，还参与到四川军阀的混战当中。

加之当时白色恐怖蔓延，郭汝瑰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能继续留在国军队伍中，等待重新与组织取得联系的机会。此时的郭汝栋虽然接到了老蒋的“清党”命令，但念及亲戚关系，所以便设法安排郭汝瑰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

1931年底，郭汝瑰由日本返回上海，随即又进入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毕业之后，郭汝瑰先是留校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战史学教官，之后又被推荐进入陈诚的嫡系部队中担任师参谋长。

由于淞沪一战中，代理42旅旅长的郭汝瑰率部与日军激战7昼夜，部队锐减过半但仍坚守阵地，勇猛刚毅令许多国军高级将领都刮目相看。战后不久，郭汝瑰就被陈诚任命为54军参谋长。

不过，在陈诚“土木系”中混得风生水起的郭汝瑰，无时无刻不在设法与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幸运的是，他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成功找到了组织，并与周总理和董必武等人建立了联系。

这一时期，郭汝瑰利用自己“军调处”工作人员的身份，向董必武提供了许多有战略价值的情报，并在董老的建议下继续潜伏在国军内部，以便发挥自己更大的作用。

就这样，郭汝瑰一面在陈诚的赏识和提拔下被任命为“国防部”作战厅中将厅长，一面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将国军重要战略情报及时传递给我军高层。

不过，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人，又往往会面临种种意想不到的艰难险阻，甚至是千钧一发的生死危机。

对郭汝瑰来说，最危险的一次，莫过于淮海战役期间来自前线指挥官杜聿明的高度质疑。

1948年11月28日，鉴于淮海战场上邱清泉兵团徐东受阻、黄维兵团困守双堆集的不利态势，时任国军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受命前往南京，与老蒋面商撤出徐州、保存精锐力量的行动计划。

蒋、杜二人的这次商谈还是比较融洽的，杜聿明接受了老蒋的撤退战略，老蒋也认可了杜聿明“撤退即不能恋战，恋战便不可撤退”的作战原则。

只是，在具体撤退的路线上，杜聿明和老蒋产生了一点小分歧。围绕着沿两淮向东南宁沪航一带撤退和经津浦路以西向徐州西南永城方向撤退的话题，二人又深入交流了一番。

按照郭汝瑰主持制定的方案，杜聿明将按“两淮方案”率主力由双沟、泗阳向五河一带行进，争取早日与李延年兵团会师，而后再图合力北进解黄维兵团之围。

对此，老蒋在军事会议上也是公开表态认可的，但杜聿明却在私下向他提出了异议。

令老蒋哭笑不得的是，杜聿明路线选择的关注点和侧重点并非是现实执行过程中的困难和梗阻，而是建立在郭汝瑰是“红色间谍”身份的基础上。

可尴尬的是，杜聿明的判断也仅仅是出于对郭汝瑰不吃喝嫖赌、坚持清廉朴素生活的怀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撑。

其实，如果30万国军走两淮南撤的方案经由他人之口说出来，杜聿明尚有勉强接受的可能，但对郭汝瑰身份的高度怀疑，却让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一个方案。

这种情况下，老蒋固然是无法打消杜聿明对郭汝瑰的怀疑，毕竟连他自己也不敢绝对保证这一点。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态度，老蒋和杜聿明表面上认可了军事会议部署的两淮撤退方案，却在私下对兵团司令一级将领传达向徐州西南撤退的另一道命令。

不明就里的郭汝瑰，自然按部就班的将原定作战计划传递给我方高层，之后又传到了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粟裕手中。

所幸的是，凭着对战局敏锐判断力的粟裕并没有完全相信这份情报，最终将兵力配置的重点放在津浦路以西，既保障了战役的最后胜利，同时又避免了郭汝瑰身份的暴露。

及至淮海战役后期，郭汝瑰在主动向参谋总长顾祝同请缨外出带兵后，老蒋虽然立时批准，却也趁机安排了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1期的许亚殷担任郭汝瑰第72军的参谋长。

当然，除了公开的参谋长身份外，出身军统的许亚殷还肩负着监视郭汝瑰并设法挖出地下党组织的任务。不过，郭汝瑰刚开始对此一无所知。

此后的几个月间，二人通力合作，彼此信任，却都互相不知晓对方真实身份。不过，时间久了，许亚殷的狐狸尾巴还是不小心暴露在郭汝瑰面前。

说来也巧，郭汝瑰一连几个晚上发现许亚殷在自己办公室发电报，尽管无法立即判断他是来监视自己的“定时炸弹”，但多年来的谍报工作经验让他意识到自己参谋长的身份并不简单，很可能就是老蒋安插的特务。

察觉到这一敏感点后，郭汝瑰变得更加谨慎小心，不使对方抓住自己的任何一丝把柄。

之后，郭汝瑰率部由泸州向宜宾撤退并计划在宜宾发动起义，破坏老蒋精心策划的“西南决战”计划。但起义迫在眉睫，自己身边又有一个时刻潜伏监视自己的特务，要保证起义顺利，必须要先设法排除许亚殷的干扰。

随即，郭汝瑰以高县地区防务为由，巧妙安排许亚殷前往开展游击战斗，自己则全力筹备起义。一切准备就绪后，郭汝瑰于当年12月11日正式在宜宾率72军起义。

有意思的是，起义成功后，许亚殷才略显愤怒地返回72军驻地，质问郭汝瑰为何不事先与自己通气便突然起义。见对方似有诚意，郭汝瑰索性耐心劝说对方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最后，他还任命许亚殷为34师师长。

殊不知，许亚殷此行便是携毛人凤“策反起义部队”的密令前来，自然也就不会真心遵从郭汝瑰的安排。

果然，在许亚殷的煽动下，部分起义军发生叛逃，并向胡宗南请求武器支援，还一路上烧杀抢掠，杀害了许多当地居民，严重扰乱了当地治安。

随后，解放军川南军区果断采取行动，派部队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围剿”，最终才平息了这股叛军。至于许亚殷本人，早已悄然逃亡香港，并在此度过了余生。

但许亚殷在叛军被消灭之前，随之悄悄逃往香港，并在那里度过余生。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郭汝瑰担任川南行署交通厅厅长一职，对川南地区的交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后前往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得到了周总理等人的高度评价。

1997年10月23日，郭汝瑰在送家人去重庆江北机场的途中发生车祸，后因抢救无效逝世，终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