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3日,元宵将近,奉化溪口仍飘着细雨。蒋介石立在武岭门口湿漉漉的青石阶上,听见宋美龄在屋里喊:“委座,该吃汤圆啦。”他掸去军大衣上的水珠,嘴角扬了一下:“多亏白健生折腾,我这碗汤圆才吃得顺当。”话音不高,却被门口警卫听得真切,那人心里直嘀咕:代总统李宗仁恐怕又要冒火。
距离这句玩笑不到半月,南京政坛依旧雾气腾腾。1月21日,蒋介石以“代行总统职务”五个字把李宗仁推上前台,自己南飞故里,给外界留下“功成身退”的背影。可才落地奉化,他便密电汤恩伯、顾祝同,调兵遣将布置长江防务,手腕丝毫未软。有意思的是,蒋下野的念头本来顺顺当当,是桂系自己抡起板斧,把道路砸得坑坑洼洼。
事情要从1948年12月的傅厚岗说起。那天傍晚,蒋系大员吴忠信拎着一只暖壶敲开李宗仁公馆的大门,直言“委员长有意引退,请德公出山主持大局”。李宗仁听完先是惊愕,随后眉头舒展开来:这正合心意。蒋介石两次亲赴傅厚岗重申承诺,更放出五年不干预政务的口风,桂系领袖顿时信心爆棚,暗想正式总统的宝座就在眼前。
蒋、李达成默契后,政治协议也拉出了草稿。双方约定:蒋介石主动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行政院领衔与中共和谈。眼瞅着元旦公告就要发布,白崇禧却坐不住了。这个桂系“二当家”一向把“壮大本系”写在脸上,细品协议后认定李宗仁只是替死鬼。“五年?蒋先生两三年就会回来摘桃子!”他火速给程思远打电话,让其进京劝李宗仁再逼一步,务必让蒋彻底辞职。
李宗仁正在打腹稿,没有理会白崇禧的建议。谁知12月24日,白崇禧竟拉着程潜对南京连发通电,措辞尖锐,直指“战败责任在领袖”,虽没明说下台,却句句如刀。蒋介石接电文后一夜无眠,第二天把毛人凤叫到官邸:“盯紧李德邻,若有异动,先礼后兵,必要时拦机。”毛人凤领命而去,特务系统全面提速。
蒋介石元旦下野的计划就此搁浅。12月31日的总统府宴会上,他当众宣读文告,只谈和平不提辞职,再把稿子递给李宗仁:“德邻,你看可否?”李宗仁脸色铁青,却只能苦笑摇头。一屋子的CC派要员趁机高唱“拥护领袖”,谷正纲甚至装模作样跪地痛哭;蒋介石冷冷看着对面,忽然掀茶杯怒吼:“我之所以退,是党内某派逼我!”场面一片尴尬。
这就是蒋介石的第一记组合拳:借白崇禧的电报,反手塑造“被逼无奈”的形象,同时拔掉桂系羽翼。接下来,他迅速任命心腹张群主理总统府,熊式辉掌财政,汤恩伯坐镇京沪卫戍,何应钦南下广东。李宗仁眼睁睁看着权力像沙子一样从指间漏掉,却无一手可还击。
再说白崇禧,此时守在武汉,却发现蒋介石把华中兵力拆得七零八落,自己成了空头司令。他想进京解释,却被李宗仁回电阻止:“健生,无声胜有声。”可话未说完,蒋介石又抛出第二记重拳——1月22日正式发表下野文告,却在标题上加了“特任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十二字,让李宗仁永远戴着“代”字帽子。蒋自此名义让位,实则保留随时复出的阀门。
下午三点,“美龄号”在明故宫机场起飞。李宗仁赶到时,只见机尾灯闪烁,连寒暄都省了。机场边的萧瑟北风,把他的呢子大衣吹得猎猎作响。短短几小时内,南京四大要口已经被汤恩伯加强警戒,财政部搬运黄金的卡车排成长龙,谁敢阻拦,司机一句“总裁的条子”就能闯卡。
而在奉化,蒋介石的年过得温暖而从容。除夕夜,他陪母亲王采玉焚香祭祖,席间给乡亲们倒酒,话说得极有人情味。第二天陆续有黄少谷、林尉文等人来拜年,汇报党务、军务乃至报纸迁移计划。蒋介石眉头都没皱一下,只是不断点头:“照章办理。”1月底,他干脆把顾祝同、汤恩伯、何应钦召到溪口,关起门来画长江防线:115个师、26艘军舰、280架飞机,西段让白崇禧背锅,东段自己遥控汤恩伯。
这些动作《东南日报》连日跟踪报道,版面几乎被“蒋委员长今日行程”铺满。报纸写得活色生香:蒋先生探望母校,蒋先生与乡绅话家常……潜台词只有一句——真正的领袖还在奉化;至于南京那个“代总统”,不过是临时看门人罢了。
李宗仁的窘境不止如此。他签署的第一份命令是释放张学良,可东北军旧部推三阻四,说压根找不到关押地点。接着他下令制止金银外运,汤恩伯一笑了之,回电三字:“问总裁。”更尴尬的是,顾祝同在李宅赴宴时连续三次被蒋介石电话叫走,当着所有宾客的面“领旨”,李宗仁只能端着酒杯干笑。
1949年的春节,就这样在两条轨迹上展开:溪口那边灯火可亲,蒋介石指点江山;南京这边兵荒马乱,李宗仁四处碰壁。白崇禧隔着长江长叹——原想替兄弟抢权,不料一把推他进了深坑,自己也被蒋介石锁在湖口以西动弹不得。时至元宵,华灯初上,秦淮河畔的花灯虽亮,代总统府里却暗影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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