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1年10月，天空细雨朦胧，在安徽省总监狱门前，绿色军车缓缓驶来。

一位年轻的小伙子被两位战士押解下车，可小伙子仍拼命挣扎并撕心裂肺地喊道：“我是冤枉的，你们抓错人了……”

之所以会被抓入大牢，原因竟是因为小伙子——戴以宏在填写户籍表的时候，无意暴露了“真实身份”，他竟然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孙子。

戴笠坠机而亡，儿子落入法网判处死刑，难不成在“藏在”乡村的孙子，也将迎来审判？

正当戴以宏将要被处决的时候，危难关头的一句话，竟让其得到了当庭释放的机会。

戴以宏究竟说了什么？他跟父亲祖父又有哪些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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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戴笠有一独子——戴藏宜，并不知道他竟还有个孙子，事情还得从早些时候说起。

1914年，十七岁的戴笠和原配妻子毛氏产下一子，名为戴藏宜。

这个时候的戴笠可不是啥“戴老板”，只不过是个浪迹在江湖上的混混罢了，即便有了孩子，戴笠风流的性格仍旧未能收敛。

生下孩子不久，就坐上了“甩手掌柜”，将妻子儿子留在家中，孤身一人闯荡江湖。

直到戴笠发达后，儿子才来到戴笠身边，戴藏宜的性格和父亲戴笠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生性顽劣，不喜读书，即便在戴笠的运作下，来到了私立大学，仍旧未能完成学业。

别看戴藏宜年纪小，但总仗着老子的淫威作威作福，甚至还坐上了乡长的位置。

抗战时期，戴藏宜一直留在穷乡僻壤，这也是戴笠的私心。

从戴藏宜出生到现在，物质条件虽充裕，但却鲜少感受到父爱，这也是父子关系僵硬的关键原因。

将儿子留在山间乡村，一来能够保证儿子的安全，二来也能让自己免除后顾之忧。

直到时机成熟，戴笠才将戴藏宜调任军统，有了老子铺的路，戴藏宜走得顺风顺水，从上校秘书到上将参议，甚至后来的少将专员。

就工作能力来讲，戴藏宜远远达不到军统的要求，但唯独一点那就是有个强大的老子，这也是戴藏宜的核心竞争力。

直到1946年3月7日这天，对于戴藏宜来讲无疑遭遇了人生重大滑铁卢。

戴笠因专机失事，摔死在南京江宁县，但让戴藏宜出乎意料的是，父亲的“光环”似乎还在发光发热。

老蒋大手一挥，作出指示创办雨农中学，并且在1947年开始招生。

毛人凤

一年之后，戴笠老母亲73高寿，南京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特地隐瞒戴笠失事消息。

对外释放信号称“戴先生到英国去给委员长办理军务了”，毛人凤也是位“语言大师”，说是去英国，实际上却是去“阴国”。

在贺礼上，陈诚、何应钦、胡宗南等人的重礼一一到场，虽然热闹一时，但这不过是戴笠死后的“回光返照”罢了。

此时国民党大势已去，解放后的头几年，“三毛一戴”策源地自然成为关注重点，戴藏宜自然在剿灭的大名单之中。

毕竟在军统中工作多年，戴藏宜的嗅觉十分敏锐，在办理完祖母的丧事后，他立刻携带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一路潜逃。

2

好不容易挺过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仙辖关，却不成想被土匪盯上。

好在解放军这时已经来到北水乡，不然戴藏宜就要命丧于此了！

这个时候的戴藏宜仍旧抱有侥幸心理，甚至还跟解放军战士打起马虎眼，声称自己是从浙江前往南平做生意的商人。

可当解放军部队看到箱子中的条子、大头以及印有国民党高级部门盖章的物品时，就知道此人绝非一般人物，于是打算将其带回调查。

哪知道戴藏宜趁着看守空档，竟然翻越高墙逃走了！

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在1949年，戴藏宜还是被解放军抓拿归案。

戴藏宜看似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实际上在戴笠活着的时候，戴藏宜犯下的罪行是一点也不少，残害忠良、杀人越货之事数不胜数。

1951年，戴藏宜被判处死刑。妻子郑锡英带着几名子女在上海艰难度日。

曾经锦衣玉食的全职太太，如今却要为了生计日夜操劳，白天在饭店里做洗碗工，晚上回来又有数不尽的针线活。

两年之后，蒋介石在台湾大手一挥，最终联系上了郑锡英和他的孩子们，可戴以宏却在出境时由于身份问题，最终滞留大陆，随后便查无音讯。

直到1971年秋，事态迎来转机。“我们这发现了一名可疑人物，他很有可能是戴笠滞留在大陆的后人。”

这通举报电话立刻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强烈重视。

那个时候间谍虽然在打击下不敢为非作歹，但仍旧时不时出来作威作福，只要有一丝疑点，一定得严查到底！

于是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戴以宏虽然极力呼喊自己是被冤枉的。

但这种情节每天都会在监狱面前上演，战士们早就已经见怪不怪。

但经过一番深入地调查，戴以宏的真实身份就是戴笠的孙子，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戴以宏一脸茫然，原来事情就出在他填写的那份表格上。

当时国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户籍人口统计，即便是偏远的乡村，都要详细填写三代家庭成员的信息。

可面对三代人员信息的表格，戴以宏却感到无可奈何。他只能依稀记得，母亲叫做郑锡英，然而自己的父亲究竟是谁？

他也说不清楚，既然自己姓戴，那不妨就填写一个“戴”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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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接连几个月的时间，戴以宏被多次传唤询问，一时间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甚至被怀疑是国民党安插在大陆的间谍，否则当年为何同母亲分散。

但在判决即将下来的那一刻，戴以宏却说出了引人深思的一番话，此话一出，众人面面相觑，调查重新推翻，最终还给了戴以宏清白。

“我九岁的时候就进了孤儿院，在祖国的关怀下长大，怎么可能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情！”

他并未说谎，当年和母亲分开后，他就只能来到特务分子陆炳章的身边。

但仅仅过了三年，陆炳章就因从事间谍活动被逮捕入狱。

但年幼的戴以宏是无辜的，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他进入一家孤儿院。

在国家的呵护之下，戴以宏终于不用再过东奔西走的生活，直到16岁这年，他离开了孤儿院，来到合肥当地一家棉纺厂工作。

当时国家提出“青年人要到边疆去，要到基层农村去，要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戴以宏毅然决然地提交了申请，前往安徽省枞阳县担任一名拖拉机工人。

在这片土地上，他用自己辛勤的汗水，谱写出自己的故事。

周围的群众对戴以宏都给出了一致的高度评价，每到农忙季节，这位小伙子就像是“铁人”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

虽然是拖拉机司机，但他在闲暇的时候，也会来到田间地头帮老乡收麦子，运粮食。

甚至他还无师自通，掌握了修理电路的本领，只要谁家的供电出现故障，村民们纷纷来找这位万事通。

于是组织进行了深入地调查，发现戴以宏的人生经历确实和他所说的一致，完全不存在从事间谍工作的可能。

结语

当戴以宏被无罪释放后，他终于感受到了久违的轻松。

这场误会并未打消戴以宏的积极性，他仍旧留在枞阳县这片土地，为国家的建设、农业的发展贡献属于自己的力量。

至于祖辈父辈的罪孽，对于这位奋斗在建设道路上的年轻人来讲，他是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