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前，瑞典发生了一次公然辱华事件。

瑞典电视台在“瑞典新闻”节目中，使用缺少台湾省及西藏部分地区的中国地图，严重触及中国的底线。

同时，节目主持人罗恩达尔更是肆意歪曲事实，发表恶毒言论，攻击侮辱中国公民，并挑起瑞典民众对中国及其他族裔的仇视与对立。

即便当时的驻瑞典大使馆发言人强烈谴责与严正抗议，瑞典方面还是以“幽默”之名回避错误言论，即便做出了道歉，也丝毫体现不出严肃与真诚。

最终，还是在中国外交部的强势问责与全体侨胞的联合抗议声中，涉事人员才被问责撤职，受到应有的惩罚。

而就在辱华事件发生的第二年，瑞典本国组织做出统计，直接得出了85%的受访者都有厌恶或排华情绪的结论。

也难怪就连央视后来都在评论中直言“瑞典电视台播出辱华视频这般毫无掩饰、极尽毁谤和侮辱之事，放眼欧美各国都是不多见的”。

话说，瑞典这个北欧小国为什么会如此反华呢？

已然消散的过往

在探寻瑞典为何对中国抱持如此强烈的反感之前，我们或许应该回顾一下两国相交的历史。

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的瑞典，简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粉丝”，整个国家都充满了对东方古国的好奇与向往。

因此，在雍正十年（1732年），一艘名为“弗雷德里克”号的商船，在瑞典东印度公司的首次对华贸易航行中，劈波斩浪抵达了广州。

这艘船满载着约11万枚西班牙银元，带着瑞典打破荷兰和英国对东方贸易垄断的雄心，踏上了开启中瑞两国直接贸易的旅途。

这么说其实也不夸张，因为“弗雷德里克”号为了防范海盗，甚至在船上配备了大炮、火枪和专业的军官，可见其对首次远航的重视。

抵达广州后，他们找到福建籍行商陈汀观的“崇义行”担任保商，协助瑞典商人与官府对接并完成贸易流程。

老生常谈的是，瑞典人的采购清单，还是以茶叶、瓷器和丝绸为主。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瑞典商人罕见地采取了“货比三家”的策略，在完成采买的同时，还与多家洋货行签订合同，为以后的长期贸易奠定了基础。

“弗雷德里克”号的成功航行，标志着瑞典正式加入18世纪的对华贸易体系，他们用白银直接采购中国商品的模式，也成为当时欧洲商船的典型操作。

不过，由于缺乏适合中国市场的出口商品，瑞典的对华贸易长期存在着严重的逆差，这一度导致瑞典大量白银外流。

但好在从中国购回的这些产品也为瑞典积累起了丰厚的原始资本，甚至远洋贸易还间接推动了哥德堡港的繁荣。

此后，瑞典陆陆续续派出了129支远征队抵达广州，而这段特殊的历史背景也使瑞典成为欧洲较早系统接触中国文化的国家，并通过贸易、游记和学术交流形成了独特的中国认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儒家的治国理念就成为了瑞典开明专制改革的参照物，1766年瑞典国会推行言论自由时，甚至直接参照了中国模式。

在王室和贵族的推动下，当时的瑞典还一度兴起过一股“中国热”，对东方艺术风格的模仿与融合赫然成为一种时尚。

“中国宫”这一“欧洲中国式造园艺术”的典范，便是这种社会风气的典型反映。

1866年清朝使臣张德彝参观“中国宫”时，甚至记录了“华式”建筑与“广货”器物并存的历史现实，成为中瑞早期交往的珍贵见证。

不过，对中国推崇到这个地步，并不见得是好事，毕竟，事物发展到了极处，就必然会出现反转。

当瑞典国王的权威却需要借助中国的文明风格才得以体现之时，他们对东方文明的向往便会向着贪婪演变。

远航中国的瑞典探险家与商人，早在18世纪就已经在他们的游记中，记下了对中欧贸易双向性的思考。

他们不仅明确指出中国对假发、葡萄酒等西方商品的需求相当有限，更是详细探讨了由文化差异导致的贸易摩擦。

而当这些碰上了殖民扩张的需求之后，就更加变味了......

尚未逝去的余波

“黄种人”如今已是亚洲人的代称，但在其诞生之初，这个词语却充满了歧视色彩，将殖民主义的傲慢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给中国人亲手打上这份带有歧视色彩标签的，正是一位著名的瑞典科学家——卡尔·林奈。

这位有着“第二亚当”之称的生物学家，效仿《圣经》中“亚当为万物命名确立自然统治权”的“典故”，重新为生物命名分类，在他的认知中，这就是“上帝创造，林奈整理”。

可如果他的研究仅停留在重塑学科体系的层面，倒也不失为一番卓越的贡献，可偏偏他的研究是伴随着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兴起和工业文明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

这也就注定了他的学说必然会带有为殖民扩张服务的一面，因此，林奈毫不避讳地在《自然体系》中创立了“人种分类学”，将地球上的人也分为了三六九等。

直接将最高贵的人种认定为欧罗巴白种人，还将中国人划成亚洲黄种人，最为恶臭的是，林奈在描述黄种人时，使用了拉丁语中满含讽刺与挑衅意味的词汇。

正是由于他开了这么一个坏头，才导致西方世界对黄种人的嘲讽愈演愈烈，甚至成为西方国家之间系统性的歧视话语。

带有歧视色彩的学说配合殖民扩张的时代背景，就让欧洲列强将科学技术的进步归因于人种的优异，以至于不再崇拜中国，反而走向了敌视中国的另一个极端。

而此时此刻的清政府，也在限制西方货物进入中国，令西方商人损失了赚钱的机会。

同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举步维艰，传教士们颇受打击，一来二去，西方人对中国便心生怨恨，对中国人的评价也因此不断降低。

甚至，这种对黄种人的隐性歧视至今还没有消失。

由此可见，瑞典人对中国的伤害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这种仇视更是宛如深埋在时间长河里的一颗种子，只要找到合适的时机，就会“春风吹又生”。

如今瑞典这个国家的极端反华，便是这种历史遗留死灰复燃的结果。

不过，现在的瑞典与历史上略有不同，他们不再需要依靠学者的意识重构，就如开头提到的辱华事件，仅靠各类媒体的“轰炸式”宣传，便足以达到相同的效果。

瑞典媒体这一新时代的“林奈”，为民众打造起一座密不透风的“信息茧房”，循环播放着污蔑中国的负面消息，这也是为何在他们贫瘠的认知中，会认为中国与蛮荒之地无异了。

到了这里，他们的动机便不再只是获得流量、炒作自身，更是夹杂着通过说中国坏话，转移国内矛盾、消解普通民众在移民问题上愤怒情绪的深层考量。

由于瑞典在接收难民的问题上往往比较积极，但瑞典的承载能力毕竟有限，这就导致瑞典人的排外情绪空前激烈，国内民族主义也尤为严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就需要想尽一切办法来转移焦点并煽动民众，相隔千里的中国也是因此“无辜躺枪”……

从远洋贸易带来的两国繁荣交往，到林奈播撒下歧视的种子引发西方反华，不得不说，瑞典对华态度的演变多少是带点“由爱生恨”的味道。

诚然，这其中既有着早期殖民主义思潮的傲慢与偏见，又掺杂着瑞典国内转移社会矛盾的需求。

但这种“攘外以安内”的手段终究是短视的，毕竟，无论瑞典如何贬低诽谤，中国日益崛起的事实绝对不会改变，纵使这样能平息一时的矛盾，也终将无法掩盖自身内部的结构性问题。

当历史的硝烟散去，理性的声音应该回归，持续三个世纪的仇恨并非无解，但前提是瑞典必须正视历史，反思自身，而不是沉溺于偏见和傲慢。

否则，这种建立在虚假信息和刻板印象之上的反华情绪，最终只会让瑞典在国际舞台上自我孤立，最终必将影响到其自身的国际形象和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M]阿海

[2]《瑞典史》[M]尼尔·肯特 著；吴英 译

[3]《中国文化在瑞典的接受情况》[J][瑞典]何汉思

[4]《新闻自由还是反华偏见——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舆情事件的演变分析》[J]张垒

[5]《人类的阶梯：卡尔·林奈的人种学说及其涟漪》[J]吴烨言

[6]《启蒙时代瑞典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J]［瑞典］英格马·奥特森(Ingemar·Ottosson)著；王艳辉 译

[7]《林奈的博物学：“第二亚当”建构自然世界新秩序》[J]徐保军

[8]《18世纪瑞典的中国趣味与中国宫的建造》[J]江滢河

[9]https://www.zaobao.com/news/china/story20250727-7230371

[10]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fP8eSE1q/?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394e12b75180803253084608cc4a2048

[11]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397022863775007267/?channel=&source=search_t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