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周总理在视察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时,突然停住脚步。他发现,展板上没有王尔琢的照片。
“要想办法,哪怕千辛万苦,也要找到他的照片。”
据说,毛主席一生只为三人亲自主持追悼会。
张思德、陈毅,还有一个,就是王尔琢。
王尔琢牺牲那年,毛主席听闻噩耗,痛哭不止,亲笔写下挽联:
王尔琢是谁?为什么他能让毛主席念念不忘、让周总理亲自追寻?
1924年春,黄埔军校创办,王尔琢顺利考入第一期,分入一队,成绩常列前茅,还被任命为队长。
彼时,周恩来正任政治部主任,对这个来自湖南的青年格外关注。
他沉稳、肯干、讲原则,政治上觉悟也高。周恩来常与他促膝长谈,不止谈战术,更谈信仰与责任。年底,王尔琢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秘密入党。
1924年11月毕业后,周恩来将其留校,担任第二、三期学生分队队长兼党代表。他不仅带兵训练,还要讲授政治课,培训革命骨干。
不久,广州发生商团叛乱,陈炯明和陈廉伯企图颠覆革命政权。王尔琢率队出战,带学生军穿梭街巷作战,果断平乱,表现出色。
1925年初,陈炯明退守潮汕,伺机反扑。
东征开始,黄埔学生军为主力。王尔琢任第一教导团连党代表,作战勇猛,屡立战功,战后升任营长。
6月,东征胜利返广,面对滇桂叛军联合反攻,他再次率队出战。多日鏖战,弹如雨下,王尔琢几度身陷险境,仍指挥冷静,最终成功平叛。
1926年,中山舰事件爆发。王尔琢因能力出众,被蒋介石视为“可用之才”。蒋亲派人游说,允以高官,他当即拒绝,面无表情地回绝了诱惑。
之后,他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师,担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兼任二十六团团长。此部为北伐先遣队,他随军进入江西,参与对南昌的三轮攻城战,均冲锋在前,亲自督战。
1927年春,蒋介石彻底反水,密令清洗党内人士。王尔琢识破局势,率部果断脱离东路部队,保护一批骨干党员。
四月底,他赶到上海,第一时间向周恩来汇报情况。随后两人转赴武汉,王尔琢立即组织起分散党员,将其安置进中央军政学校和警卫团,继续开展工作。
同年7月,他被派往九江,任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参谋长。不久,七一五政变爆发,汪精卫清党开始。王尔琢所在部队奉命南下参加南昌起义。
这是他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并肩战斗。
起义后,队伍被迫分散。王尔琢奔赴南方,周恩来则转往长江以北。
自此,两人各奔东西。再无重逢。
南昌起义后,王尔琢随部队南撤广东,归入朱德指挥的第九军,成为留守大埔县三河坝的一支骨干力量。
那是一场几乎没有退路的硬仗。
面对的是国民党桂系黄绍宏的精锐部队,王尔琢率部血战三天三夜。双方死伤惨重,地面泥泞,炮火连天。
三河坝守住了,但部队伤亡严重,只得撤出。
他们沿闽粤边境转移。一路上敌情复杂,既有桂系军队紧追不舍,也不断遭到地方民团和地主武装的骚扰。
没完没了的袭击加剧了队伍的混乱。
更要命的是,补给几乎中断。官兵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行军时靠干粮和野果充饥,晚上就在山林边地就地露宿。
已是深秋,战士们身上还穿着破烂的夏衣。不少人脚上裹的都是布条,走一步磨破一层皮。
伤病潮也在此刻来临。药品奇缺,许多战士一旦负伤,只有靠扛回去“等死”,不少人在途中就倒下再也没能起来。
部队的士气濒临崩溃,眼看这支刚起步的队伍就要垮掉。
就在最艰难的时候,王尔琢冲在最前线。他主动替伤员背枪背包,还一边走一边给战士讲革命道理。
为了鼓舞大家,他甚至当众唱起京戏和湖南小调,逗得士兵咧嘴一笑。
他是军官,但从不端架子。宿营时,他总要挨个找人谈话。谁想跑,谁想散,他都一一做工作,耐心劝说。
由于长期操劳,他数月未理发,满脸胡子拉碴。
有一天,何长工和他开玩笑:“你看看现在这样子,满脸胡须,简直像马克思。”
王尔琢大笑:“革命不成功,我就不剃头、不刮胡子。”
说完,他自己也乐了。后来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美髯公”。
时间到了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王尔琢率起义部队伪装成国民党军,秘密开进湖南宜章。
整个过程敌人毫无察觉,当地县长甚至还在咨议局设宴“接风”。
王尔琢带着一个排按预定计划包抄现场,一举将包括县长在内的二十余名官绅一网打尽。
随后,部队围住了当地团防局,接管了武装力量,并搜缴了400多支枪支。
当夜,他们还打开监狱,把被捕的革命群众全部释放。
第二天,朱德宣布: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部队人数约1200人。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担任参谋长。
这支队伍就是后来红军的前身。
暴动之后,形势瞬息万变。朱德部署进攻宜章周边反动势力,王尔琢率部参与作战。
在岩泉、坪石地区,他们配合当地农民军,歼灭敌人1000多人。
随后,又北上夺取郴州,接连攻下耒阳、资兴、永兴,建立起基层革命政权。
短短数月,湘南数县被红军掌控,群众组织迅速建立。
到了1928年春,蒋介石调动南北两路、共九个师,意图围剿井冈山及湘南革命力量。
红军兵力悬殊,为保存有生力量,中央指示红军主动撤出湘南,与当地农军汇合,向井冈山方向转移。
这场转移,堪称关键一步。
会师之后,红军力量迅速扩张,毛主席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王尔琢出任参谋长兼红二十八团团长,地位一跃成为全军核心层,声望大涨,仅次于朱、毛。
1928年5月,国民党第二十七师两个团从拿山进攻根据地,朱德命王尔琢率二十八团主攻,二十九团为先锋。
首战,二十九团迎敌,先头营一触即溃。王尔琢判断主力尚未出现,迅速调整部署,换二十八团为前锋,在敌必经之路设伏。
次日清晨,两团敌军如约而至。红军伏击打响,一举全歼敌第八十一团,又冒雨追击,击垮第七十九团,占领永新。
敌师长杨如轩随即率四个团从吉安增援。王尔琢识破其意图,决定不恋战,撤出永新,转攻湖南茶陵,牵制敌主力。
敌军误判红军主力远在湘南,便调兵进攻宁冈。王尔琢火速反应,带队连夜急行130里,抢先埋伏在龙沅口。
敌人进入伏击圈时队形整齐,毫无警觉。红军开火,激战一小时后,敌军被全歼,团长毙命。
战后,王尔琢再攻永新。敌军师长正在司令部听留声机,突闻枪响,仓皇逃跑,中途中弹。
此战震动敌胆。二十八团被称为“飞兵团”,王尔琢也得“飞兵团长”之名,打法干净利落,出手如风。
6月下旬,敌九师再调五个团进攻,杨池生亲自坐镇,分两路向宁冈推进。红军决定迎敌,王尔琢再领二十八团应战。
敌人先占高地,红军三次冲锋无果,伤亡上升,形势危急。
此时,林彪建议撤退。王尔琢斩钉截铁:“这仗要是不赢,井冈山就保不住。”
他挑出百余名老兵和党员,组成敢死队,亲自带队突击。在全团火力掩护下,突击队匍匐前进,轮番冲锋,阵地终于被攻下。
红军随即绕到敌后,两面夹击。敌军大乱,三团被歼、溃、逃,千余枪械落入红军之手。
战后,毛主席、朱德高度评价这场胜利,称这是井冈山建立以来最干净利落的一仗。
这一年,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特委陆续组建,王尔琢被任命为委员,成为根据地军事与政务中坚力量之一。
1928年夏,湖南军阀吴尚调集第八军两个主力师,从多个方向围攻井冈山。
红四军兵力不足,敌众我寡,若不及时破局,整个根据地就可能被一口吞掉。
朱德和王尔琢当即决定:主动出击,打蛇打七寸。
他们率红四军二十八、二十九两个主力团,南下湖南酃县,直捣敌后,打乱其部署。
二十八团是从南昌起义中锤炼出来的老部队,战斗素质高、纪律严明;而二十九团刚从湘南起义中组建,大多数是刚入伍的农民,训练时间短,战斗力较弱。
就在此时,省委指令却是红军应迅速南下,攻打郴州,重开湘南战场。
这个决定显然脱离实际,朱德和王尔琢坚决反对。他们看得清楚,现在的关键,是保住根据地,而不是分兵冒进。
可是正逢二十九团很多战士来自湘南,一听要“打回家”,思乡之情涌上心头。在没有统一命令的情况下,这支部队大部分自发向湘南方向开拔,准备攻打郴州。
得知消息,毛主席非常焦急,立即指令王尔琢带二十八团火速支援。
王尔琢马上出发。他安排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率领四个连,以及团部的机枪连、迫击炮连组成前卫,向郴州方向疾驰。
湘南敌军防守严密、兵力强大,二十九团缺乏准备,接连溃败,几乎全团覆没。二十八团也遭重挫,不得不边打边撤。
战事未平,内乱又起。就在撤退途中,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趁乱带走五个连,带队叛逃。
这个“袁营长”原是地主子弟,靠投机钻营混进红军。
他平日里早有怨言,嫌井冈山苦、嫌没出路。
这次失利给了他机会。他私自脱队,还蛊惑一众战士,说是“上面同意”,带着五个连就跑了。
王尔琢得知消息,第一时间与朱德、陈毅商量对策。
朱德主张直接派兵围剿。王尔琢却提出:“我是他们的团长,我去把他们喊回来。”
朱德提醒他:“你人缘好,兵听你的。但叛徒是没底线的,你要小心。”
“他不会朝我开枪。”王尔琢坚持己见,执意亲自带一营兵力追赶袁崇全。
王尔琢带着一营营长林彪及警卫排,连夜追击。
途中林彪建议:干脆包围他们,免得出事。王尔琢再次否决,他相信大多数战士是被蒙骗的,“是我带出来的,我喊得回来。”
追到山脚下,王尔琢冲着山上高喊:“我是团长王尔琢,是来接你们回家的!”听见这熟悉的声音,很多士兵毫不迟疑地下山归队,场面一度感人。
随后,林彪再次建议:“这帮人不好劝,先下手为强。”
王尔琢却依旧坚持“劝回来”。
此时,袁崇全正与心腹杜松柏躲在山上一间破庙打麻将。
听到喊声后,袁崇全先出来了。他并没有谈判的意思,而是直接拔枪,连开数枪。
王尔琢胸部中弹,倒在了山道上,当场牺牲。
枪响之后,袁崇全趁夜色逃走,还带走了一个排,随后叛投国民党。
不到半个月,红四军攻克遂川县城,袁崇全被俘。在二十八团全体官兵面前召开公审大会,依法处决叛徒,血祭团长。
王尔琢牺牲的消息传来,整个二十八团陷入沉痛。
追随多年的战士们站在他的遗体前,眼含热泪,许多人泣不成声。
枪林弹雨都没有让他们退缩,可此刻,他们像失去了脊梁一般,一言不发。
朱德赶到后,站在王尔琢遗体前,久久没有开口。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时,他正伏案写作,听完消息后,手中的笔掉在桌上,人也站不起来了。
他流泪了。毛主席几乎没有在公开场合为人落泪,但这一次他破例了。
他哽咽着说出:“王尔琢的牺牲,换回了两个连,稳定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这是事实,但并不足以解释他内心的悲恸。
因为在他心中,王尔琢不是一名普通的军官,而是从北伐、南昌起义一路走来的战友,是在枪口下都能放心托付后背的人。
毛主席当即提出,要在宁冈的砻市广场,为王尔琢召开一场追悼大会。他亲自起草挽联,写下那副沉痛的字句:
这场追悼会,开在1928年10月初。主持人是陈毅,致悼词的是朱德。
王尔琢牺牲时,二十八团人数超过1900人,是红四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
这个团的前身是叶挺独立团,又吸纳了南昌起义、湘南暴动的骨干精英,枪法准、纪律强、执行力高,被称为“钢铁团”。
朱德与毛主席反复商量后,决定由一营营长林彪接任团长。
从履历看,如果王尔琢未在1928年牺牲,延续至抗战、解放乃至授衔时期,他的军功与地位,完全可以授予大将,甚至进入元帅行列。
他资历完整,北伐、东征、南昌起义、湘南暴动、井冈山会师,几乎场场关键战役都在第一线。
又极具人格魅力,既会带兵,又能讲政治,是那种真正的骨干。
但他没等到评功授衔的那一天,连留下的照片都寥寥无几。
还好他的名字,始终没有被历史遗忘。
因为他的牺牲,是那个年代数以万计革命者命运的缩影。他们把生命埋进泥土里,只为让中国的脊梁能站起来。
毛主席后来写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他们没活到胜利那天,但胜利属于他们,人民记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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