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谁也没想到，这事儿的转折点，竟然是两个人都在三十一岁时的那个决定。
赵蒙生，那时候刚刚打完对越反击战，回到部队，手里有战功，身上也有变化。
高城呢，被调出了钢七连，去了师侦营，副营长。
听起来像是升了，其实他心里清楚，那是他最不想去的地方。
可要弄清楚这事儿，还得从更早说起。
赵蒙生参军早，但起点不算高。
高中没念完就进了部队，前几年都在后方搞摄影宣传。
按理说，他那身世——红军老干部的儿子，母亲又是三八式干部，电话能直接打到军长指挥部——本可以一路平坦。
但就是因为那几年特殊的背景，他没能一开始走上主战岗位。
1979年，对越反击战爆发。
他主动申请到前线，却只能暂挂职务，被临时派去九连当了几个月指导员。
刚一到连队，他的样子就不太招人待见：抽着高级烟，带着红酒和进口护肤品，说话也不太接地气。
副连长靳开来看他不顺眼，战士们也不太信服。
但事儿就是从这里开始有了变化。
第一次作战任务，赵蒙生的表现并不出色，甚至有点想退缩。
他试图通过关系调离连队，但没成功。
结果在后来的战斗中，他撑住了。
不是靠谁的帮忙，也不是靠家庭背景，而是靠真刀真枪地跟着尖刀班冲上去。
后来靳开来对他说：“指导员，有你这话就行了，犯错误的事哪能让你们去干……”这句话，连队里的人记了很久。
他的路子完全不一样。
但他从来不靠这个。
军校出来后，他主动申请去线连，干排长、连长，一步不落地熬过来。
三年军校，一年排长，三年连长，把整个青春都留在了钢七连。
钢七连是个什么地方？那是整个702团最能打的单位。
训练第一，演习第一，军纪最严。
高城带兵带得狠，兵都怕他，但也服他。
他自己住在最差的宿舍，吃的也是兵伙。
许三多、伍六一、成才这些兵，大多都在他手下受过狠，也在他那儿得过机会。
有一回，伍六一差点要转业。
高城为这事找遍了整个师，甚至去找了他最不愿提起的父亲。
结果伍六一留下了，那天晚上他俩在连部外头坐了很久，高城抽了三根烟，一句话不说，眼睛一直红着。
但高城始终没能迈出那一步。
三十一岁那年，他被调去师侦营，副营长。
虽然职务上升了，可离开了钢七连，他心里是空的。
那时候他已经是团里最有经验的连长之一，兵也都服他，但升迁还是慢。
和平年代，没战斗，没战功，一切都按部就班。
再加上他不愿走关系，圈子又不大，晋升节奏就慢了下来。
相比之下，赵蒙生就顺多了。
他打完仗回来，原本有调令回后方，但他没走。
他留下来，继续在九连做事。
帮连长还债，为靳开来申请一等功，帮战士们争取福利。
他开始变得接地气，不再是那个带着护肤品的文艺兵。
人也沉稳了许多，话说得不多，但办事利索。
而且他那圈子，不得不说，确实厉害。
赵蒙生虽然没读完高中，但是“老三届”，又是军区大院里长大的，身边全是干部子弟。
雷军长是他父亲的老部下，母亲在后勤系统也有不少人脉。
这些人平常不显山不露水，真遇到事儿，一句话就能解决。
高城不一样。
他不愿进那个圈子，也不愿被贴上“靠关系上来的”标签。
他一直坚持靠自己，从不向家里人开口。
连调动都自己扛。
王团长曾经跟他说：“你这脾气，不吃亏才怪。”他说：“吃点亏没事，心里踏实。”
可是部队升迁不只是讲踏实。
那时候正是军队开始现代化改革的阶段，战斗经验成了稀缺资源。
赵蒙生的经历正好符合这个需求：有一线作战经历，有政治素养，还有群众基础。
再加上他愿意服从安排，不闹事，组织自然愿意培养。
高城呢，虽然能力强，但走的是侦察兵的路线。
这个序列晋升慢，再加上他不是主战单位，又处在和平时期，缺少能体现“硬指标”的机会。
跟袁朗那种走特种部队路线的还不一样，他属于夹在中间不上不下的那种位置。
两人到了三十几岁，命运的差距已经开始显现。
一个人，有战功，有圈子，有资源，顺势而上；
一个人，有能力，有理想，有坚持，却始终没赶上那个节奏。
很多年后，有人回忆起赵蒙生，说他是那个时代难得的“政治上靠得住、作风上过得硬、作战上一顶一”的干部。
有人提起高城，说他是“兵们最舍不得的连长”。
那段时间，赵蒙生升职了，再也没人提他当年抽华子的事。
徐焰，《解放军历史上的那些事儿》，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
王树增，《朝鲜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刘统，《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实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陈立人，《军营子弟口述实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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