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1月的一天,海拔5000米的中印边境战火重燃。
印度军队布下密集的雷区,我军步兵连误入雷区,就在这危急时刻,一位年仅21岁的青年战士,站了出来。
他会如何选择,帮助战士们渡过这段雷区?
罗光燮(xiè),生于1941年,四川乐至县的一个贫农家庭。
他的父母勤劳朴实,却拿不出一文多余的钱,让儿子安心念书。
七岁那年,罗光燮终于到了入学的年纪,父母省吃俭用,总算为他凑齐了第一学期的学费。
学校里的地主子弟仗着家中势力,不时欺辱那些穷孩子。
罗光燮成了他们的“出气筒”,有人抓住他的头发往上撒尿,有人用沾了尿的泥巴,糊在他的眉毛和眼睛上。
最狠的一次,有人指使家中的狗咬他,把他的小腿撕得血肉模糊。
伤口还没愈合,家里已无力再供学费,罗光燮只得退学。
此后,为了分担家里负担,他开始割草放牛,每天天未亮便背着柴刀上山,一干就是一天。
有一次,他去青杠坡捡柴时被地主汪协堂撞见,硬说他偷柴,一顿皮鞭将他打得遍体鳞伤。
回到家中,母亲看着他血迹斑斑的后背哭成了泪人,但却无力讨一个公道。
1949年12月,乐至解放,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那个站在人群中的男孩,在母亲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话:“妈,我长大一定要当解放军,抓坏蛋。”
从那天起,他对解放军的仰望变成了志愿。
1951年,他加入儿童团,参与站岗放哨,那年他才11岁,却押解回了两个企图逃跑的地主,赢得了乡亲们的夸奖,也让他更坚定了那个愿望。
到了1955年,农村掀起合作化浪潮,罗光燮响应号召,暂别了校园,成为农业社的饲养员。
他负责一头营养不良的瘦牛,每天清晨都提前起床割草、喂水,甚至晚上都要摸黑上山补料。
那年冬天,他干完活回来时已是深夜,饥肠辘辘却还是放心不下牛,便一个人提着柴刀摸进山林。
不料,在昏暗的月色中一脚踩空,从数丈高的岩坡滚落,当场昏厥。
被救醒后,他睁开眼的第一句话竟是:“我的牛草呢?”母亲在一旁忍不住落泪。
而那头瘦牛,在他的细心照料下变得健壮肥实,年终评比时从丙级牛晋升为甲级牛,社里在大会上表彰了他,并授予“模范饲养员”的称号。
县委还发文号召全县养殖员向他学习,消息传遍了整个乡镇。
因为识字,又有责任心,他后来被调去担任社里的宣传员,负责将上级下发的文件宣讲给农民。
他总是第一时间从乡政府背着宣传材料赶回村里,哪怕大雪封路,他也会绑上草鞋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完全程。
因为表现突出,他参加了县里的青年代表大会,并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
但那颗“想当解放军”的种子,从未因工作安稳而消散。
1958年他第一次报名参军,却因为年龄不够被拒。
1959年他再次报名,又因身体微恙未能通过体检。
第三次,他几乎是在绝望中去试,心里一遍又一遍默念:“这一次,不行就再等一年!”
终于,在1960年6月,他接到了批准入伍的消息。
罗光燮身披军装,踏上前往新疆的列车。
新疆的天高地远、寒风凛冽。
罗光燮下车踏上莎车县的土地时,脚下的沙砾如刀割一般,风卷着黄沙扑面而来。
他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工兵团一连,从新兵训练营开始他的军旅生涯。
训练场上别人跑五公里,他就跑十公里;别人练枪三次,他默默地多加两次。
短短三个月,新兵连举行40公里越野通讯竞赛。
沙地中奔跑、夜间突进、负重通联,每一个项目都耗尽体能。
但比赛结束后,所有人惊讶地发现,那位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的四川小伙,竟然稳稳地拿下了全连第一。
汗水湿透了他的军装,脸上却毫无怨色,反而带着一丝腼腆的笑。
1961年,印度边军在边境频频挑衅,甚至包围我军哨所,边境形势骤然紧张。
罗光燮所在的工兵连,为前线兄弟部队运送补给。
他们要穿越海拔超过5000米的冰原和山谷,沿着几乎垂直的山路翻越封冻的天险,向被围困的哨所送去粮食和饮水。
规定每名士兵每日两次,每次背一袋50斤的粮袋,而罗光燮却主动要求:三趟,每次两袋。
每走一步都像用刀划在腿上,每一次踏上陡坡,心脏就仿佛要从胸腔里跳出来。
高原缺氧,风沙凛冽,天色常常说变就变,明明还在日头下行军,转眼便风雪交加。
他一次次咬牙爬上山脊,肩上背着的粮袋让他几乎站不直身子,腰板却始终挺得笔直。
最让人感动的,是他那只总不离手的军壶。
在无数次行军中,他总是把壶紧紧抱在怀里,舍不得多喝一口。
可一到前线,他却将壶递给最疲惫的战友:“你先喝,我等会喝”。
有人疑惑他为何如此节省,他笑着说:“我喉咙干惯了,但你们要打仗。”
有一次他摔了一跤,嘴唇磕破了,鲜血和沙土黏在一起,看着让人心疼,可他顾不上处理,只是拍拍屁股又继续上路。
在这条路上,他从未停下脚步,也从未向任何人喊过一声苦。
1962年11月18日,罗光燮所在的工兵连,正以极快的速度推进,清除一片雷障,为即将发起冲锋的步兵部队打开一条安全通道。
不久前,步兵营一支突击小队在不明雷区边界的情况下,率先发起冲锋,结果踩进了敌军预设的雷阵。
紧接着,是一连串令人胆寒的爆炸声。
人声刚起,又被爆炸吞没;鲜血、残肢与翻飞的尘土交织在一起。
步兵被卡在半山腰,敌军高地的机枪火力趁势扫射。
“工兵!排雷!必须排雷!”
工兵副排长当即带着一组人冲了上去。
然而十几秒后,一道炸响接连而至,两名战士瞬间被掀翻,爆破筒还没来得及埋设就被引爆,火光中连人带筒一起腾空。
罗光燮目睹这一切,没有丝毫迟疑。
他眼神平静,面无表情地从军装内掏出一封折得整整齐齐的信,双手递给指导员:“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还有,请求前往雷区执行爆破任务。”
指导员双眼发红:“你手刚伤过,刚从后方回来.....”
“但我还能动,任务需要人,不是时候讲条件。”罗光燮打断了他。
他背起爆破筒,系紧绳扣,低头弯腰,一个箭步,便冲入雷区。
他俯身爬行,双肘摩擦着冻结的土壤,脸贴着雪地,用指尖轻敲地表,寻找地雷下埋藏的蛛丝马迹。
扫出一个雷点,他便用军刀轻轻剥开表层的冰壳,将爆破筒安置进去,嘴里咬住导火索,动作如流水般熟练。
“砰!”第一枚爆破筒被点燃,他翻滚着撤离,不出三秒,一股土浪从身后腾起。
他没来得及擦去脸上的血污,接着匍匐推进。
但这片雷区比所有人想象得还要深,密度更大。
就在他小心翼翼移动第三段爆破筒时,脚下一陷,“咔哒”一声,那是反步兵跳雷的声音。
他瞳孔骤缩,还没来得及躲避,炸响已至。
气流从地底炸裂,罗光燮整个人被卷到半空,像一片枯叶一般狠狠摔落在地。
雪地被炸出一个深坑,旁边血水染红了一片白雪。
他左腿膝盖以下已经不复存在,炸焦的肌肉和碎骨裸露在寒风中。
他咬牙没有叫喊,只是痛得背脊绷紧成弓。
他试图撑起身,却发现左腿毫无支撑力。
他朝前爬了几寸,又是一声巨响,第二枚地雷爆炸,这一次,他的左臂被炸飞,肩骨炸碎。
战友们远远望见他的身影在爆炸中翻滚,纷纷想冲上前救援,却被怒吼拦住:“不能动!现在谁过去都是送死!”
他们眼睁睁看着那道伤痕累累的身影,在浓烟中仍顽强地扭动着,用唯一完好的右手、右腿拖动身躯,像一只挣扎在泥泞里的野狼。
他不再是爬,而是用身体在地上“滚”,每滚动一尺,都会激起一阵鲜血。
他的军装已经不成样子,残臂挂着布条,胸口一片殷红,而每向前一点,身后就多出一截无雷的通道。
六米,整整六米,那是人类身体最长的极限。
他终于在爆破筒前完成了最后一处安置,点燃导火索的一刻,他勉强抬起头,仿佛在望向远方,那里,红旗在风中等待。
他嘴角微微一扬,笑意尚未散开,第三声爆破响起,彻底吞噬了他的躯体。
战士们冲锋了,踩着那条血肉铺就的路,没有再踩响一颗地雷。
敌人的地堡像纸壳般被冲破,印军溃不成军,而他们不会知道,挡在他们前方的那条死亡雷区,已被一个仅靠半身之躯的中国工兵,用滚动的方式,逐寸打开。
胜利后,战士们站在被鲜血染红的雪地前,沉默得令人窒息。
曾经与罗光燮一起巡逻、训练、送补给的弟兄们,一个个站得笔直,脸上泪水与泥灰混成一片。
战斗结束后,总部专门派人调查这场战斗中牺牲将士的表现。
当他们把现场还留有体温的爆破筒、破碎的钢盔、血迹斑斑的军服一一带回时,记录人员一度停笔哽咽。
很难想象,一个人,凭着残缺不全的身体,居然真的能为部队打开一条长达六米的安全走廊。
战地表彰大会上,战友们将那枚“一级战斗英雄”奖章高高举起,只有一片齐刷刷的肃立与久久不落的军礼。
军区党委根据他生前的申请,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模范共青团员。
共青团中央将他列为“十大青年英雄”之一,与董存瑞、黄继光并列,这是对一个22岁年轻战士的最高致敬。
罗光燮用生命交出的,不只是一次成功的爆破任务,而是一种可以传承、可以复制、可以点燃后人灵魂的力量。
那是一种宁愿牺牲一切,也不让祖国寸土沦陷的信念;一种明知前方是死地,也要用身体把生路开出来的气魄。
时光转到58年后,2020年,一则新闻在全国引发强烈震动,在边境冲突中,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然四位年轻战士壮烈牺牲。
他们的年纪,与罗光燮当年相仿。
他们没有一句抱怨,没有半步退缩,始终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
陈祥榕在日记中写道:“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这句话传遍大江南北,被无数青年写进信纸、刻进皮肤,印在心口。
我们终于明白,“最可爱的人”,不是某个时代的特产,而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骨子里的信仰。
他们也曾是平凡人,也怕疼、会累,但当祖国需要时,就会像罗光燮一样,用生命去堵住雷口、用血肉去搭建长城。
只要我们依旧记得他的名字,在翻越高原时脚步更坚定,在训练场上多跑一圈,在每一次升国旗时多看一眼,那罗光燮就不会“牺牲”。
他只是在换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祖国的山河,继续奔赴每一个他未竟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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