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下旬，南京城笼罩在战前紧张中。日本军机频繁掠过上空，城西主干道尘土飞扬，难民车队日夜不停驶向后方。此时李克农负责刚成立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工作，驻地设在傅厚岗一栋西式小楼。他乘车经过城西时，一个戴草帽的佝偻老汉突然抬手，一个纸团滚落在他脚边。老汉没有讲话，压低帽檐便消失在街巷深处。

李克农对这种非常规传递保持警惕。他假装系鞋带捡起纸团，立即返回住所。纸条上两行铅笔字写着：“日本特务计划刺杀白总长，请务必转告他提高警惕。”这位“白总长”正是刚升任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作为桂系核心将领，他当时主持制定对日作战《作战六原则》，其中“坚壁清野”“游击战术”等策略已引起日军注意。

纸团的内容让李克农陷入深思。白崇禧的生死关系到长江防线存亡——当时淞沪战场战事激烈，桂军主力投入约六万人，三天内伤亡超过五万人。如果南京再失去军事统帅，战局会更困难。传递情报面临两个难题：老汉身份不明，情报真假需要验证。贸然行动可能暴露情报网络，还会引起蒋介石对“通桂”的怀疑。

李克农马上启动双线核查：一组人追查老汉背景，另一组联系城南老张茶馆的地下联络点。茶馆里雾气弥漫，线人低声确认重要线索：“最近六支德国手枪流入日侨区，接头的是特高课人员。”当天调查组就查明老汉叫覃瑞义，他在百色起义后与组织失去联系，后来在上海巡捕房跟着探长杨登瀛做事，协助过我党特科工作。流落南京后，他在茶楼打探到青帮头目缪凤池为日本间谍效力，并截获了暗杀计划。

情报核实后，如何传递这一情报成了难题。李克农不能直接去见白崇禧：当时的国共合作还没有正式建立，南京方面和桂系矛盾很深。更麻烦的是，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和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往来密切，如果让他的部队负责白崇禧的安保工作，等于自投罗网。

李克农突然想到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此人身份特殊：他父亲和白崇禧是生死之交，妻子杜漪明认白氏夫妇作表亲，真实身份是潜伏的地下党。当晚李克农便找到谢和赓，谢在雍园公馆拿到纸条时冷汗湿透衣衫，他知道白崇禧有两处住所：日常公开的清凉山别墅和实际居住的升州路净觉寺密室。第二天他借着汇报军务呈上情报时。白崇禧看到“六人暗杀”字样，手指在桌沿轻敲三下，随即烧毁纸条。

白崇禧立即行动：他直接拒绝谷正伦派遣宪兵来保护的“好意”。之后秘密调来三百名桂军精锐接管清凉山别墅防卫。

为迷惑日本间谍，白崇禧要求别墅保持日常状态：夜晚亮灯，清晨照常做饭。自己于9月18日深夜转移到升州路净觉寺。这座清真寺教长和白崇禧私交甚好，寺内临江厢房位置隐蔽，诵经声与秦淮河水声正好遮盖卫兵布防的声响。

9月19日深夜，七名日本间谍剪断别墅电网，先毒死护院狼犬。刚潜入庭院，埋伏的桂军立即开火，子弹穿过雨幕击毙击伤四人，其余人员逃跑。卫兵第二天捡到德国特制手枪，和茶馆线报完全一致。此时白崇禧正在寺院研读《古兰经》，枪声没有打断他的阅读。第二天清晨，谢和赓赶来报告结果，白崇禧沉默一会儿说：“给那位传信人准备份谢礼。”但他始终没有追问情报来源。

传递情报的覃瑞义在事件后继续潜伏南京。南京沦陷后，他化名“周伯宜”混迹市井，暗中协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魏特琳记录日军暴行。1940年冬天，因为汉奸缪凤池指认，覃瑞义在秦淮河码头被捕。日本宪兵队对他刑讯一个月，最终没有得到半句口供。同年12月，他被秘密处决在雨花台，遗体无人认领。

李克农撤离南京前，把覃瑞义的身份简报夹在诗集里带走。1950年广西剿匪时，解放军从地主家查获油布包裹的潜伏人员名册，其中“覃瑞义”条目批注：“1937年9月传递重要情报，身份未暴露。”

暗杀事件加深了国民党内部的猜忌。蒋介石听说白崇禧遇袭后，怀疑是桂系“自导自演博同情”。四个月后台儿庄战役期间，白崇禧申请调桂军增援，蒋介石只拨给缺编的川军第122师。

日本间谍网没有因这次失败收手。被俘特务供出更多的刺杀名单：李宗仁、陈诚、顾祝同等将领都在其中。军统随后开展大规模锄奸行动，在南京破获多个日谍小组，查封日侨区三处武器藏匿点。但宪兵司令谷正伦没有被追究——他和南造云子的关系直到1942年该女谍被枪决才彻底曝光。

白崇禧1938年在武汉会战提出“积小胜为大胜”的理论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战略和一年前未遂的暗杀有关联。1946年，白崇禧重返南京后曾派人寻找覃瑞义亲属，得知牺牲经过后，让秘书以私人名义给福建南平覃家汇去三百银元。

南京净觉寺在1937年冬遭日军焚毁，1958年于原址西侧重建。寺院现存《重修碑记》载明：“丁丑岁倭寇肆虐，古刹尽毁...戊戌年众信士鸠工重建。”2015年该碑被列为南京市抗战文物点，碑文拓片收藏于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

覃瑞义的名誉迟至1983年得以恢复。福建省南平市民政局根据李克农保留的简报及广西剿匪查获名册，追认其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