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的早些年中，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人口多成为一种负担，为此国家制定实行了旨在促进人口有计划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当时有一个谜语，谜面是“99%是熟的”，打一个计划生育用语，谜底是只生一个。

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与民众中根深蒂固的多子多福理念和无限制生育的习惯存在冲突，所以计划生育成为强制性的政策。也由于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影响，许多夫妻如果第1胎是女的，就会再生2胎、3胎，直到生出男孩，就会被强制罚款，有的人不得不逃到外地，以躲避户籍所在地政府的处罚。1990年1月1日在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上演出的小品《超生游击队》描写的就是人们应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故事。

宁可受罚也要生娃的现象主要出现在上世的八九十年代，进入新世纪以后逐步减少，以至于到2016年1月1日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施行、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的时候，很多人仍选择只生一个，甚至一个不生，甚至连婚都不结。计划生育政策推动了生育技术的研发，人们也有办法少生或者不生并乐在其中。现在国家发钱鼓励生娃，可能仍然会有许多人不愿意生育，这是因为时代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社会为主体的国家，那时候人们结婚生子基本上不是当事人自主决定的，而是由家庭、由社会习俗决定的。那个时候人们都会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认为到了一定年龄，结婚生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个时候基本上见不到不结婚的人，不管个人的家庭条件怎样、自己长相怎样，都可以由亲戚朋友帮忙“消化”掉。有的人家还通过“换亲”的方式来解决找对象难的问题，即由双方家长商定，你儿子娶我女儿、我儿子娶你女儿，这件事的过程中基本上不会在意当事人自己同意不同意。结了婚就要生孩子，没有人认为不生孩子可以成为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

从九十年代到新世纪，中国逐步完成了“基本实现工业化”的任务，在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2007年召开的十七大、2012年召开的十八大上，都在政治报告中突出强调了这个任务，到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才没有了这个提法。也就是说，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已经基本上是一个工业社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革命性变革，这种变革在婚育观念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现时代人们的婚育主要是当事人自主决定的，因为经济发展已经使利益主体从家庭本位转变为个人本位，在结婚生育的问题上，虽然大多数人仍然要受到父母家人的影响，但决策权基本上已经从父母亲的手里转移到了当事人自己的手里。现在许多父母亲干着急没有用，尴尬得很。

也就是说，农业社会中个人婚育主要是为家庭的，工业社会中个人婚育主要是为自己的，客观上也是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的。因此，国家制定促进婚育的社会政策，必须适应这个转变。结婚生育是当事人自己的事，社会政策应当推动促进个人主动作出这个选择，从而使人们在满足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基础上间接为社会、为民族公共利益服务。只要努力增强结婚生育本身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并不断减轻当事人的负担和压力，也不是不可能刺激生育的。

其实，要害在于提高人们的婚姻生活质量。近日刷手机偶然刷到脱口秀演员王小利的作品《45岁未婚少女》，她把结婚和未婚作了许多夸张的对比，一再被她逗笑。这个“45岁未婚少女”很快乐，这应该是不合理的，但因为这些人经常目睹不是正面导向的例子，就没事偷着乐，让人颇感无奈。

可见，催婚的最佳方式是自己婚姻幸福；催育的最佳方式是自己享受了生育的快乐。对很多人不婚不育的选择，那些把婚姻生活搞得一地鸡毛的人也应该承担责任。当然，在个人普遍成为利益主体的时代条件下创造出新型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乃至社会关系模式，以彰显高质量美好生活的价值，恐怕尚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