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本关于中国公共财政的书，是我多年的梦想。目前，很少有系统地分析中国公共财政的文献，这方面的空白急需填补。然而，我很快就意识到这项任务的艰巨性。公共财政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中国的公共财政仍处于改革过程中，新的问题不断涌现，税收制度和财政政策不断变化；一些重要数据难以获取，现有数据常常被修改。经常在完成新一章的初稿时，之前的章节已需要更新和修改。所有这些都使写作变得更加困难和耗时。但兴趣和坚持往往会使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
生长在中国的人大都对政府的行为很关注。自从记事起，我们就感受到政府的影响力。政府组织农民在集体土地上一起劳动，在集体食堂一起吃饭；让农民交公粮、交购粮，青黄不接时卖给农民返销粮；发粮票、布票、棉票、购货本；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普及七年制教育；等等。
197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正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开始的年代，见识逐渐增加，眼界大大开阔。那时，经济系主任是陈岱孙先生，他曾在哈佛大学攻读财政学。老校长马寅初先生也是研究财政的，曾著有关于中国财政的书。北大当时以经济史为“特菜”，由哈佛大学博士陈振汉先生领衔，李德彬和蒋建平老师主讲，内容很多是财政史。厉以宁老师给我们讲述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潜移默化地，我对财政产生了兴趣。我本科毕业论文的题目是“美国历史上的关税保护”，当然写得很肤浅了。
（图为北京大学）
毕业时我考上教育部的出国预备研究生，1982年被公派到美国西北大学读外国经济史专业。那时，主流观点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不学也罢，北大也只开了一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批判” 课，由厉以宁、范家骧等老师讲；但主流观点也认为，外国经济史要学，别人的发展经验和教训还是可以借鉴的。在西北大学我遇到了恩师乔纳森·休斯（Jonathan Hughes）教授，他是经济史领域的权威，所著的《美国经济史》再版多次，还被翻译成中文。我在他的课上得了A，这对我很重要。
1984年，我硕士毕业时，国家决定让申请到奖学金的公派学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已经4月底，博士生的录取工作已基本结束。休斯教授打了许多电话，才帮我联系好他曾任教十年的普渡大学，并驾车三个多小时，把我带到那里介绍给经济系老师。普渡大学曾培养了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还有我国的著名科学家邓稼先。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开放型经济中的政府财政赤字。毕业之后，我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教过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公共财政课，得过最佳教师奖，发表过许多关于公共财政的理论性文章。
（图片来自普渡大学官网）
1994年夏天，在董文俊老师的安排下，我回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授宏观经济学，把厉以宁老师当年教给我们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用数学公式展示给学生，同时介绍了新的理论。恩师陈振汉先生设家宴款待我，勉励我多做研究。1996年夏天，我来到新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做访问学者。那时条件很艰苦，我和林毅夫学长共用一台电脑。我记得我在CCER 做过一次介绍新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讲座，其中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998 年，我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理事，帮助组织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国际研讨会”。哈佛大学教授、公共财政领域的权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在会上做主旨演讲，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建议，主张把个人账户做大。会议期间，我与他不仅讨论了学术问题，也谈了个人未来的发展。他强烈支持我回中国，多做有关中国财政的研究，说这样做边际贡献率高。顺便提一句，现任NBER主席、麻省理工学院的詹姆斯·波特巴（James Poterba）教授，也是公共财政专家，可见财政的重要性。
1999年，我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简称东亚所）做访问研究员，正式开始对中国财政的深入研究，后来又经常访问东亚所。在那里，我研究了中国地方政府的乱收费、中国财政收入的起伏及原因、中国政府债务等问题，也去新加坡政府部门讲过自己的研究成果。东亚所前所长王赓武先生是学者的楷模，每次谈话都让我受益匪浅。东亚所前研究所长黄朝翰教授更让我终生难忘。他曾是李光耀总理的智囊，对现实经济了解深入，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支持和帮助，还建议我写书，说亚洲学者看重著书立说。
（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2004年，我作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组织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民营经济与中国发展国际研讨会”。会上做主题演讲的，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和哥伦比亚大学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外，最优税制理论奠基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剑桥大学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教授也在会上就市场失灵和政府的作用做了主题演讲。他对我帮助很多，曾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先好好做研究，再提政策建议。会前，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与会的主要嘉宾，还讨论过财政问题。
2005年，我回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任财政学系主任，给首届硕士研究生开设“高级公共经济学” 课程，并帮助财政学系建立了博士点。2006年，在刘伟院长、厉以宁教授和莫里斯教授的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成立。借助这个平台，我与日本的本间正明先生以及美国的劳伦斯·科特利科夫（Laurence Kotlikoff）、阿兰·奥尔巴赫（Alan Auerbach）和阿诺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等著名公共财政专家就中国财政改革进行过深入交流。另外，我主持了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世界银行、联合国有关国有资产、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税制改革、社会保障改革、医疗保障改革等的研究项目，奔赴许多地区做调查研究，得到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些工作大大增进了我对中国财政的感性认识。作为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我为“十三五” 医改方案做了大量基础性研究。2013年我加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新开“中国财政前沿问题”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往往在300人的限额外，还有个长长的候补名单。目前，我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开设“公共财政”课程，网上选课一开始，马上就爆满了，可见学生对财政问题兴趣之大。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我多年来从事中国公共财政研究，开展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 在中国各地实地考察，与财政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机构合作探索的结果。本书系统地分析了中国政府收入和支出体系、主要税种(如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关税等)、基础设施建设、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地方政府债务，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等。财政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这些年来，陈岱孙先生“厚基础，宽口径”的教诲一直鼓舞着我在财政的多个方面做研究。的确，财政各方面都是关联的，要提出好的政策建议就要对财政的各个方面都有研究。本书的特点在于：观点鲜明，不含含糊糊、模棱两可；言之有据，凡是数据必有可靠出处；深入浅出，尽力把深奥的道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示给读者，不拘泥于“学术语言”， 这也是我写文章和教学一贯的风格。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除上面提到的学者外，我还要衷心感谢很多给了我支持、鼓励和帮助的同学、同事和朋友，包括杨滨、海闻、吕旺实、Louis Pol、吴至圣、冀建中、王宗昱、朱天、李力行、倪金兰、丁颖、霄红、赵洗尘、赵亚赟、白婷、王璐雪等。我十分感谢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他们课间和课后的不断追问，迫使我对很多问题不断地深思。特别要感谢所有北京大学的助研同学，他们为本书的资料更新做了很多工作。衷心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张燕编辑和闫静雅编辑，她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很多对我帮助很大的人在此没有提到，只能面谢或铭记在心了。本书英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22 年出版，中文版做了大量修改和更新，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授权。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像不少国家一样，中国公共财政也面临许多挑战。本书以现代公共财政理论以及中国财政改革的经验为基础，以中国财政的大量统计数据为依据，探讨中国公共财政面临的各种问题。希望本书可以帮助学者、学生和政策制定者了解中国公共财政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改革方向。
林双林
2025 年4 月25 日
（本文摘自林双林，《中国公共财政：改革、挑战与对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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