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下午三点，浙大紫金港校区某实验楼前围满了人，警戒线内的白床单被风吹得猎猎作响。有学生踮脚张望时手机滑落，屏幕上还停着导师杜某东半小时前发的消息：“下午三点半实验室开会，带齐数据。”谁也没想到，这条再寻常不过的工作指令，成了他留在人间的最后一条信息。

杜某东的履历曾让无数人艳羡。这个从浙江工业大学一路读到浙大博士的农家子弟，30岁就当上特聘副研究员，32岁成为博导，研究方向是农业机器人——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下，这正是最吃香的领域。他实验室的仿生软体机器人能像章鱼触手般采摘水蜜桃，项目刚拿到千万级经费，连省里领导都来考察过。

可谁也没注意到，这个总穿着格子衬衫的年轻人，最近半年总在凌晨两点发朋友圈。6月15日那条配图是实验室窗外的月亮：“发三篇SCI才能换张办公桌，我这工位怕是用黄金镶的。”配图里，他的办公桌上堆着半人高的文献，显示器上还开着三个论文修改界面。

更让人唏嘘的是，他刚在紫金港附近买了房。装修师傅记得，他反复叮嘱要把书房隔音做到最好：“我爱人神经衰弱，怕吵。”可直到出事前三天，那套120平的房子还空着，只有客厅堆着未拆封的实验设备包装箱。

消息在浙大校友群炸开了锅，有人翻出他五年前的博士论文致谢：“感谢导师在我延期两年时不离不弃，感谢父母卖牛凑学费。”如今再看这段文字，满是血色隐喻。

“非升即走”就是绞肉机。有匿名校友爆料，杜某东2020年入职时签的六年期合同，看似还有一年才考核，实则从入职第一天就被“倒计时”压得喘不过气。他既要带三个博士生、五个硕士生，还要申请国家杰青、筹备国际会议，连给本科生上课的课件都是凌晨四点改完的。

更致命的是，他的研究方向太前沿。仿生机器人需要多学科交叉，论文发得慢，专利转化周期长。去年年底学院考核，他因为“高质量论文数量不足”被黄牌警告。有同事透露，他最近在申请的杰青项目需要至少五篇顶刊论文，而他当时只凑够三篇。

抖音上那段30秒的现场视频，两天内播放量破千万。热评第一是条黑色幽默：“建议高校把‘非升即走’改成‘非升即死’，更符合实际。”这条获赞8.7万的评论下，是网友们的集体控诉：

“我导师每周开三次组会，每次都要汇报新数据，连痔疮手术都只请了两天假。”

“2019年我在浙大作博士后，每天工作16小时，现在想想能活到出站真是奇迹。”

“建议高校给青年教师配速效救心丸，比心理咨询有用。”

但也有不同声音。某985高校教授实名评论：“科研本来就是高强度工作，玻璃心就别进学术界。”这条评论引发2000多条争论，其中一条回复获赞最高：“你当年评教授时，有现在这么卷吗？那时候一篇SCI就能当敲门砖，现在得十篇！”

法律博主“@法眼观天下”的科普被顶上热评第二：“根据《劳动法》，每周工作超44小时即违法。但高校教师的‘自愿加班’，算不算变相强迫？”

杜某东出事前三天，曾给在美国做博后的同学发微信：“我现在理解涂序新了。”2009年，浙大海归博士涂序新因职称评定失败跳楼，遗书中写道：“国内学术圈残酷无情。”16年后，同样的悲剧在同一所高校重演。

“非升即走”制度的初衷是激发活力，却在执行中变了味。某高校人事处处长匿名透露，现在青年教师考核指标包括：年均三篇中科院一区论文、两个国家级项目、指导学生竞赛获奖、社会服务时长……“这些指标加起来，相当于让一个人同时 juggle 十个火把。”

更讽刺的是，杜某东的研究本是为了解放劳动力。他设计的果园机器人能替代50个采摘工，自己却成了被制度异化的“学术机器人”。学生们在实验室发现，他电脑里存着未完成的专利申请书，标题是《一种基于压力传感器的科研人员心理健康监测系统》。

杜某东的追悼会在杭州殡仪馆举行时，实验室的仿生机器人仍在不知疲倦地抓取水蜜桃，机械臂的每一次伸缩都精准得像个冰冷的符号。可它不会知道，那个赋予它“触觉”的科学家，最终没能在制度的齿轮里找到喘息的缝隙。“非升即走”本是想让学术土壤更肥沃，却在层层加码的KPI里，长成了绞杀创造力的荆棘。当“出成果”变成“拼生死”，当实验室的灯光亮过凌晨四点的月亮，我们终究要问：学术的意义，是培养推动世界的人，还是筛选能扛住碾压的机器？杜某东电脑里那份未完成的心理健康监测专利，像个沉默的预言——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学术新星”，或许最先需要被监测和守护的，是他们自己的生命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