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偷举起的摄像头,正让日常生活的信任变得脆弱。
近期,据《南方都市报》、光明网等多家媒体报道,一个名为「MaskPark树洞论坛」的境外平台涉嫌组织传播违法色情信息,其中涉及大量偷拍视频,引发公众讨论。
这不是公共领域内对偷拍的第一次讨论。
每次讨论中,偷拍者都被认为是「工作不顺」「生活极度无聊」「没素质」的存在,但实际上,他们却可能是好爸爸、职场精英、班级里的乖学生……
无处不在的偷拍者究竟是什么形象?为什么有些看似老实本分的男性,也是偷拍的幕后黑手?
一份中国香港研究者对于50名偷拍者的访谈录,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症结的根源。
唯有知道了问题如何发生,我们才更有可能,找到调转船头的舵把。
阿新从没觉得「偷拍」这事有多严重。
他成长在中国香港一个小康之家,有一位十分爱自己的妻子,有一份稳定且喜欢的工作。阿新对自己要求很高,在工作中力争上游,尽力争取晋升的机会,遇到困难不愿与人说,因此积聚了不小压力。
第一次尝试偷拍后,他获得了一种成功感,压力重重的生活得到了调剂。与成功感相伴出现的,是一些罪恶感。但他很快说服了自己,「觉得没伤害到别人」。
偷拍慢慢成为他解压的习惯,直到在一次偷拍中被人发现,随即被捕。
后来,他将自己的故事,发在了香港非政府机构「明爱朗天计划」的官网上。「明爱朗天计划」成立于2008年,其服务对象是性侵犯者或有过该想法的人。偷拍者,正逐渐成为其帮助的主要群体。
明爱朗天计划官网上,部分偷拍者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明爱朗天计划」主任彭凤仪说:
他们的伴侣常常跟我说,他是好爸爸、好老公、好同事,在工作上名声很好。
正是因着这句话,彭凤仪更想去探究,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会去偷拍呢?
「 明爱朗天计划」成立初期,辅导个案以非礼个案为主,2015年后,偷拍个案数量超过了非礼个案,占比逐年增高,2022年,偷拍个案已占比87%。
说起偷拍者,大众总会想象猥琐、心理阴暗、变态的形象。
但彭凤仪他们的研究发现,偷拍者背景多元,外型也无什么特别种类可以归纳,只能简单称之为「可说是香港一般男性的写照」。
电视剧《无尽的尽头》中,偷拍案的元凶之一是班级最老实的班长
相比于性快感,偷拍者更享受偷拍过程中的刺激感和满足感,不少受访者的偷拍行为已经成为了习惯。
成功偷拍到的影像,偷拍者大多只会自己观看,并不会上传,因为他们清楚,这是一件「不应该」「不光彩」「不会受正常人认同」的事。
只是同时,娱乐杂志总爱刊发明星的走光照,网络上存在着不少分享偷拍视频的网站和群组,在整个社会对偷拍文化纵容下,他们又认为这是「很平常」「不严重」的「小事」。
电视剧《无尽的尽头》
更何况在他们的认知中,偷拍没有「受害人」。
我没有触碰到对方,如果她们不知道,就没有伤害。
彭凤仪常常听到偷拍者这样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很多人偷拍的本意并不是想伤害对方,也不清楚后果,「他们甚至觉得如果当时当事人发现了,道歉就能了断这件事。」
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直到听到受害者的心声。
香港地铁上,一位女士压抑着内心的恐惧和愤怒,强装镇定。她很确定自己被对面男士偷拍了。
各种念头在头脑中闪现:
要不要直接走上去质问他?
要不要向其他乘客求助?
他们会觉得我小题大做吗?
万一我弄错了,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麻烦的人?
最终,她担心引起注意,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任由自己的隐私,留在对方手机里。
小红书上的求助帖
「 这是很多受害者在公共场合遇到偷拍时非常典型的反应。」Jacey说。
Jacey是香港地区非政府机构「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的资深倡议主任。这一机构成立于1997年,致力于帮助遭受性暴力的女性。
相比于引人注目的偷拍新闻,更多偷拍,沉默着开始,沉默着结束。
2020年,「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发布《影像性暴力经验调查报告》,发现超过50%的受访者从未向任何人求助或提及自己的经历。
图源网络
就算选择报案,事情也未必能有结果。在206名调查报告受访者中,有51名选择了报警求助,其中35人被警察拒绝落案,最普遍的原因是「证据不足」。
「证据不足」,并不代表偷拍没有发生。Jacey说,对公共场所偷拍个案取证,本身就十分困难,只有在监控镜头拍到或及时抓住当事人的情况下,报案才能得到处理。
电视剧《无尽的尽头》剧照
一些寻求「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帮助的女性反映,当场报案,对方也可以马上删除照片,找不到相片就没有证据,只能算了。
还有一些人手机里的确有偷拍照片,但没有拍到隐私部位,最后也会被认为「证据不足」,不了了之。
偷拍,常常被当做一件「小事」——不过是几张照片、一瞬间的事情。
但它并非小事,「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在工作中了解到,遭遇偷拍后,受害者们一直无法放下它带来的恐惧感。
微博上部分网友的发言
她们会害怕回到事发场所,当那个场所是公共交通工具时,她原本的生活就会受到极大影响。
除了恐惧,受害者还会感到愤怒、被羞辱、价值受损。偷拍,漠视或否定了她们的「性自主权」——一个人能决定和控制在什么情况下、以何形式、向谁人展现自己的身体。
正是对受害者经历的体察,「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一直将「偷拍」视为「性暴力」的一种。
2021年10月8日,香港《2021年刑事罪行(修订)条例》生效,就窥淫、非法拍摄或观察私密部位,发布源自上述两项罪行的影像,以及未经同意发布或威胁发布私密影像订立特定罪行。新订的四项罪行最高刑罚为监禁5年。
是不是你当时穿得太性感了?是不是你不小心,没有察觉到附近?
Jacey常常在香港听到这样的言论,当性暴力发生时,第一个矛头总是指向受害者。如今,一样的苛刻也发生在女性主张自己被偷拍时。
电视剧《无尽的尽头》剧照
相机握在对方手里,女性本就难以百分百确定偷拍的发生,就算确定,取证也十分困难。Jacey认为,与其批评女性主张后发现「证据不足」,不如讨论为什么女性在公共交通场所中有这么强的不安全感。
当女性总是被社会苛责时,受害者会觉得没有人站在自己这边,自己一个人要去对抗一整个世界,从而选择沉默。
MTR港铁宣传片
事实上,除了偷拍者与受害者,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参与者:警方、公共交通营运公司、旁边的乘客。
交通工具内是否释放了禁止偷拍的讯息?
地铁站职员,是否可以及时出现?
旁边的乘客,是否了解如果发现偷拍该怎么做?
据Jacey介绍,港铁上张贴了不少防范偷拍、鼓励乘客举报的海报,这样的氛围可以让受害者觉得,公众站在自己这一边。在一个更具支持性的环境里,受害者才敢把自己的不安表达出来。
在受害女性被指控为坏女孩时,偷拍者也面临着同样困境——他们被认为是变态。
彭凤仪遇到过一名年轻男子,他在地铁月台偷拍女性裙底被抓,接案警察说:「有病就应该看医生!」
彭凤仪发现,社会看待性侵犯者的眼光很不同,会将他们的行为归结为病,因此他们总带着无形的危险。
不少偷拍者也接受了这种叙事。
电视剧《无尽的尽头》剧照
研究报告《偷拍,偷走了什么》发现,受访者会用「走火入魔」来认识自己偷拍的行为,而将对抗偷拍,形容为「驱鬼」。他们自己也将偷拍看成了「受到外在邪恶力量所影响而导致的行为」。
如果真是一种疾病,为什么它只针对特定性别?「总是男人有病,女人没病?」
彭凤仪说,把偷拍进行病态化处理,这样一来,公众就会认为,这是极端个体,是一些心理有疾病的人才会做的事情。其实,并非如此。
在「明爱朗天计划」的咨询室里,许多问题和经历被第一次谈论和提起。研究报告《偷拍,偷走了什么》,记录了50名偷拍者在咨询后得到的全新认知。
他们重新讨论了香港地区的性别平等情况,虽然平等的观念不断被强调,但不少偷拍者仍将传统的性别角色加在自己身上,比如男性要负责养家。
受访者们往往承担着更大的生活压力,再将偷拍女性作为疏压的手段,让自己陷于勉强的境地,又对女性不敬,并不了解真正的性别平等。
在这些偷拍者的讲述中,他们似乎不能意识到,被偷拍的女性是完整的个体。
480.0艺术空间活动海报 有关「影像性暴力」
这些男性在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色情媒体,总是通过偷窥和物化女性身体的视角挑起观众性欲望,这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不知不觉地用这种视角对待他人身体。
有些受访者,还会提到「狗仔队」偷拍名人、互联网上偷拍他人的趣味短片等问题。这些问题与他们的偷拍性质并不相同,但也异化了他们对偷拍女性的意识。
让偷拍者讲述他们的理由,并非要为他们的行为开脱。
我们必须从整体理解这个问题,反思社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伴侣口中那么好的人被偷拍问题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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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一系列访谈,他们发现,偷拍不是一种「病」,或是「上瘾」那么简单。其背后,也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有性别教育的缺失,有社会救济的不足,也有着社会观念的影响——
事实上,主流文化对一般的偷拍是默许的,大家对这些普遍的行为已经习以为常,而很少探讨这背后涉及的道德问题及社会影响。
这是一个无人能置身事外的问题。公共车厢里偷偷举起的摄像头,照着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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