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上海老支边的困惑:亲情和金钱利益,到底孰重孰轻

张文发师傅总说,他的的血管里流着两条河的水,这两条河就是黄浦江和多浪河。十七岁以前,黄浦江的潮汐是他生命的刻度,浦东老宅的木窗棂外,货轮的汽笛声能穿透晨雾,在晾着蓝布衫的竹竿间荡出层层涟漪。十七岁以后,他告别了生他养他的大上海,来到了遥远的多浪河畔,多浪河的水又养育了他大半生。

1964年的夏天,当上海运输公司的大巴车碾过南京路的柏油路面时,他从车窗里望见和平饭店的铜质转门,像一枚被时光磨损的硬币,映着他和同学们青涩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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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新疆给家里报平安。”母亲把煮好的茶叶蛋塞进他帆布包时,眼睛里闪动着泪花。月台上的广播喇叭反复播放着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宣传口号,父亲背过身去故作擤鼻涕,其实他是在偷偷抹眼泪。绿皮火车启动的瞬间,张文发突然发现父亲的肩膀比记忆里矮了一截,母亲脸上闪耀着晶莹的泪光。

四天四夜的旅程把少年的憧憬熬成了疲惫,车过兰州后,窗外的绿色渐渐稀薄,最后连稀疏的灌木丛都躲进了沙丘的褶皱里。抵达大河沿车站时,日头正毒得像要把铁轨烤化,一群当地人围着他们看,有人用生硬的汉话问:“上海来的孩子?”张文发端着印有“支边青年”的搪瓷缸,喉结在脖颈上滚动——他第一次知道,原来天空可以蓝得这样不讲道理,把人的影子都晒得缩成了一团墨渍。

解放牌敞篷大卡车在戈壁滩上颠簸了两天。当多浪河沿岸的芦苇荡突然从荒漠尽头冒出来时,张文发还以为是中暑产生的幻觉。农一师的老兵们举着“欢迎上海亲人”的红纸标语在路边站成两排,脸上挂满真诚的笑容。分配到连队的那天,指导员拍着张文发的肩膀说:“小张,从今天起,多浪河就跟黄浦江交融在一起了,连队就是你们上海青年的家。”

最初的日子是用铁锹和汗水丈量的。平整荒漠时,铁锹插进盐碱地会发出“咯吱”的脆响,震得虎口发麻。正午的日头能把胶鞋烤化,那种干巴巴的热跟上海潮乎乎的闷热根本不一样。引水洗碱的渠沟刚挖通时,他和浙江姑娘李桂香负责看守闸门,月光把两人的影子投在渠边的芨芨草上,像两条依偎的鱼。

冬季的河滩是另一番天地。割芦苇的镰刀要磨得铮亮,不然会被冻硬的苇秆崩出豁口。张文发总被分配到最下游的滩涂,那里的芦苇密得能藏住野兔。李桂香会把带来的干粮揣在她怀里里,等他扛着芦苇捆回来时,干粮带着她的体温,咬下去似乎能闻到她的体香。

有一年的冬季,他踩着冰去割河中间那片茂密的芦苇,冰面突然裂开一道缝,冰水瞬间湿透他棉裤腿。李桂香点燃芦苇,温暖的火堆旁两人依偎着,芦苇在两人身后堆成金黄的小山。

1972年的第一场雪落下来时,连长把两个红本本递到他们手里。没有喜宴,炊事班多蒸了两笼白面馒头,指导员用墨水在红纸上写了“新婚快乐”。婚房是连队营房地窝子旁边的那两间半土坯房子,原本是连队的小仓,土墙用报纸糊着,显得格外干净格外温馨。张文发在贴在墙上的报纸上看到了有关上海的新闻,他突然想起八年前母亲塞给他的茶叶蛋,鸡蛋的温热好像还留在掌心,他想爸妈了。

儿子张新生出生那天,多浪河的冰还没融化。李桂香在土坯房里疼得直冒汗,张文发攥着一块毛巾,手比产妇抖得还厉害。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混着河滩的风声传来时,他激动得泪流满面。

儿子张新生十六岁那年,政策允许上海支边青年的子女一个人的户口可以迁回上海。送儿子去团场乘车的路上,李桂香一个劲嘱咐儿子:“到了上海好好读书,要听你奶奶的话。”她把一个装着沙枣干的布包塞进儿子的背包,又鼓励他说:“长大了一定要有出息,别学你爸,除了会开拖拉机,啥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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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开动时,张新生突然从车窗里扔出一张纸,上面画着多浪河的芦苇荡,旁边工工整整写着:“妈,我会回来的,我不想和你分开。”

到了上海落户口那天,张文发特意穿了件新做的的确良衬衫。弟弟张文成在派出所门口等他,手里捏着一张折叠的纸:“哥,爸妈的房子我住着,祖父的老宅还得写个协议,免得以后麻烦。”张文发笑着说:“给新生落个户口,还有啥麻烦。”

张文成用手挠了挠后脑勺,红着脸说:“哥,你弟媳进门的时候,咱妈就答应人家了,父母的房子归我们所有,浦东的老宅也归我们所有,新生的户口落进来,以后不能争房产。”“自从祖父祖母去世后,老宅就闲置在那,咱哥俩都有继承权,谁说的归你所有?还有爸妈的房子,咱爸去世前就说了,这两间房子咱哥俩一人一间,咱妈啥时候答应给你们了?”

看着弟弟提前写好了协议,张文发气的手抖哆嗦,他把那两张信纸撕得粉碎,户口也没落成。

回到家,张文发问他母亲:“妈,你说的这房子归我弟弟他们所有啊?我刚到新疆那几年,每月工资都寄回来供我弟弟读书,我爸去世也说过,家里的这两间房子我哥俩一人一间,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张文发的母亲只是哭,一句话也不说。

争吵了好几天,张文发的弟媳领着孩子回了娘家,还说要离婚。

眼看着假期就要结束了,张文发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就在这个时候,他大姐来了。大姐就是大姐,她没提任何条件,也没让张文发签户口挂靠协议,直接把张新生的户口落在了她家,也上张新生在她家吃住。

落完儿子的户口,张文发顾不上和弟弟争房子,他急忙赶回了新疆。他是连队的拖拉机驾驶员,连队离不开他。

自那以后,张文发月月都给他大姐寄钱,儿子在那吃住,还要读书,他不能让大姐操心再搭钱。逢年过节,张文发也会给他母亲寄钱寄一点新疆特产,尽管母亲的退休金够花,但他不能不尽孝心。

三年后,张新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交大,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政府机关工作,后来的一切都很顺畅,有了可心的家庭,单位也分了房。

1994年春天,张文发祖父留下的老宅拆迁了,在街道干部的调解下,拆迁款分成了三份,一份给张文发的母亲,一份给张文发,一份给张文发的弟弟。张文发的大姐没有份,张文发就把他那份给了她大姐,他母亲那份给了弟弟张文成。

2001年冬季,张文发的母亲重病住进了医院,张文发夫妻俩第一时间都从新疆赶了回来,张新生小两口也天天守护在奶奶病床前。一日三餐,都是张文发的大姐送到医院。在医院住院二十一天,张文发的弟弟一共就到医院去了三次,他弟媳一次也没去过。

张文发的母亲临终前,她让张文发的大姐叫来了公证处的工作人员,立下了遗嘱,老弄堂里的那两间房子由大女儿和两个儿子共同继承。

张文发的母亲去世后,张文发的弟弟就占据了他母亲生前居住的那间房子,夫妻俩一人睡一间,张文发想在那住一晚都不行。当时张文发虽然不开拖拉机了,可他还没退休,机修车间还需要他。料理完他母亲的后事,他没顾上跟弟弟理论,就匆匆返回了新疆,房产的事情暂时也就撂下了。

2017年初夏,张文发父母留下的那两间房子拆迁了,不到三十平米的两间房子拆迁款高达二百多万。张文发的弟弟想独吞拆迁款,因为户口簿和产权证明都在他手里。张文发说要是好说好商量,让弟弟给大姐六十万拆迁款,剩下的就归弟弟所有,他放弃分配拆迁款。可张文发的弟弟弟媳都不同意,只答应给大姐十万。

看自己的亲弟弟见钱眼开,一点亲情也不顾及,张文发的大姐很生气,她拿着母亲留下的遗嘱直接起诉到法院。最终法院判决拆迁款姐弟三人参与分配,判给大姐百分之三十的份额,剩余的扣除诉讼费,张文发和他弟弟平分。

拆迁款到位后,张文发又返给他弟弟二十万,结果他弟弟和弟媳都不买账,看到他连招呼也不打,形同陌路

离开上海那天,张新生开车送他父母去车站,张文发难受地对张新生:“新生,姑妈为你付出了很多,你要记住姑妈的恩情,要知恩图报。不管你叔叔做的对与错,可他毕竟是我的亲弟弟,是你的长辈,逢年过节你要带上礼物去看望,平时也要想着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我俩一奶同胞,闹到这个份上,我心里很难受……”

2024年初冬,张新生夫妻俩赶到新疆强行把他父母接回了上海,尽管张文发夫妻俩的身体都很硬朗,毕竟他俩也是八十岁的老人了,儿子儿媳怎能放心呀。

回到上海,张文发先看望了大姐,然后带着新疆特产和大姐一起去了弟弟家,结果他弟弟和弟媳没让他们进家门,带去的礼物也给扔在了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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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完自己的支边往事和家庭生活经历,张文发老师傅流泪了,他说当初新疆的生活那么苦,他从来没流过一滴眼泪。可一想到和自己的亲弟弟闹到这步田地,他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疼痛。都说血浓于水,可在金钱利益面前,这亲情竟然一文不值了,真令人痛心呀!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张文发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