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西城
当年鲁迅在上海索要出版税，倪匡在香港索要稿费，向出版公司老板争取权益时，都寸土不让。
有这么一个晚上，无风、无雨、无月，仅有路灯照明，我们几个朋友局促在一家上海菜馆里，敞开心肺，谈天说地无隔。中老人家嘛，不念风月，只谈文化、文学。烫热的绍兴黄酒，一杯杯地灌，嘴角带酒涎，伸舌一卷，尚留余香。聊呀聊，不住地聊，不知谁挑起了头，提及倪匡：“这个人真有种，居然有胆子挑战老板！”啥事呀？自然是说向报馆老板，争取稿费、版税。有人搭嘴：“听说不仅如此，还订有‘一手交稿，一手拿钱’的规条呢！”一众人登时不胜感慨，咱们同是文人，却谁都没这个胆。
这时候，座上有一个穿铁灰西装老人家，嘴巴一抿，不屑地说：“这算得上什么，又非倪老爷子首创的玩儿！”语中有余韵，我乃好事人，追问：“车老板，你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车老板正是香港三育图书公司股东，出版好书不少，是出版界的老行尊，德高望重，人人敬仰。车老板喝一口黄酒，啃一块五香牛肉，慢条斯理的说：“这种先钱后货的方式，并非倪匡所独有，远在三十年代的上海，鲁迅先生就这样做了！”
众人一听，大感兴趣，缠住车老板问端详。车老板不卖关子：“鲁迅一九二九年，打北京移居上海，出版的书全由上海北新书局发行。”这件事我听中国资深报人曹聚仁说过，不足为奇，可接下来的说话，就令我大感惊讶了。车老板往下说：“北新老板是李小峰，早在北京时已跟鲁迅打上交道，鲁迅跟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郁达夫合编《语丝》，统经北新发行，因而很有交情，来到上海，他的著作自然全由北新包销。北新名气响，店面不大。伙记们不怕老板李小峰，独惧鲁迅。”“这就奇怪了，鲁迅不是很亲人的吗？有什么可惧？”座上胡先生不明所以然。
车老板往下说：“鲁迅跟李小峰订立了一个协议，书到付钱（按大约的销路计算），版税百分之廿五。因此书到翌日，必然会打电话来催版税。”那时候上海的出版业并不好景，李小峰头寸紧绌，不敢听电话，就由车老板的胞兄车老大代接：“周先生，李老板出门去了，回来会给你电话，放心！”车老大说：“鲁迅这个老头子，十分恶，语气不大好，我们都怕他。”
其实鲁迅那年只有五十多岁，今日来说，只是中年而已，可那个时候，已是老头儿矣！李小峰也真怕了他，一到月底，四出张罗，凑钱交鲁迅版税。
车老板的一席话教我不由想起了倪匡，倪匡写小说，起先在报章连载，然后再付梓成书。一九九三年移民三藩市，怕麻烦，不再写连载，于是卫斯理（倪匡的“卫斯理系列”小说）消失了。书迷们大为震动，写信《明报》抗议，有些朋友知道我熟悉倪匡，就托我说项，我携着他最喜欢的伏特加，跑上他在北角赛西湖的住所，劝倪匡继续写。回说：“小叶，不行呀！我要出门，不回来了！”于是天下卫斯理迷同洒一掬泪。
后来，有敢死队梁凤仪（香港企业家、作家、勤＋缘媒体服务公司创办人）出面约倪匡，不作连载，只出单行本。倪匡（哈哈，生意上门了！）嘴上说着：“那可不行，我的稿费很高的呀！”梁凤仪凤眼睁开：“我不怕，无论如何卫斯理不能结束，我来出版！”好呀，承你贵言！双方议订：“卫斯理一本，港币廿四万整（约三万零六百美元）。”这是香港出版界有史以来的天价。
不仅此也，倪匡手握酒杯，喝着他心爱的ＸＯ，贼嘻嘻地笑着说：“梁女士，且慢，我还要说说我的条件：一向先钱后货。你先付我稿费，我两星期后交小说，好不？”好个梁凤仪，凤眉不皱，打开手袋，拿出支票簿，就要写。倪匡抬手，右手大拇指搭着中指一擦，“得”的一声，道：“梁女士，支票不要划线，要cash——”“好！”梁女士一口答应，写好支票，刷的撕下，交与倪匡，看得我这个在身边的小弟愣住了。
故事还未完，临别，倪匡不忘带挈我这小老弟：“梁女士，小叶的推理小说写得不错，你也不妨替他出一本，好吗？！”真的出版了，版税一万不到，只是倪匡二十四分之一！
倪匡胜似鲁迅
我跟车老板说起这件事，车老板一脸佩服：“哟，原来倪匡这么厉害，失敬失敬！”鲁迅、倪匡乃同省也，一个浙江绍兴、一个浙江镇海，相隔不远，向老板争取权益，同样强硬狠辣，寸步不让。车老板说：“唉，原来倪匡是鲁迅的徒弟！”不不不，倪匡比鲁迅更厉害，他不必装恶，笑嘻嘻，即压服了你，拿你的钱好像是你欠他似的。高明高明，香港文坛中人，无一人能学！唉，倪匡便是倪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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