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李珂Astoria
编辑丨历史国编辑部

亚历山大·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 Колчак）是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白军首领，苏联方面通常称他为“最大的白匪头子”，而流亡国外的白军对他进行了一系列造神运动，大书特书死伤惨重的“1919-1920年冬季西伯利亚冰上行军”，拍摄电影《无畏上将高尔察克》来歌颂他与朋友的妻子安娜·蒂米廖娃（Анна Тимирёва）的婚外情。

他们都把他放在“俄罗斯人”的框架下来评价，却没想到他是一个土耳其人，姓氏的意思是一种类似“沙琪玛”的甜点。

从奥斯曼土耳其到沙俄，从摩尔多瓦到西伯利亚，从日本到中国，这块“沙琪玛”进行了一连串政治投机活动。在给情妇蒂米廖娃的信中，他嘲笑西方民主制度，对着武士刀冥想，参拜靖国神社，与日本军官合谋瓜分中国。高尔察克的身份反映了沙俄帝国的“殖民性”。

高尔察克的照片（拍摄于1919年）

可以看出明显的西亚特征

名不副实的皇俄

高尔察克的祖先并非俄罗斯人，也并非其他斯拉夫语族成员，而是突厥语族的土耳其人或波斯尼亚人。

他的祖先是奥斯曼帝国的伊利亚斯·高尔察克帕夏（Kolçak İlyas Paşa），在1735-1739年俄土战争里担任德涅斯特河畔霍京（Хотин）要塞司令，1739年被沙俄的德意志人陆军元帅冯·明尼希俘虏。高尔察克帕夏的儿子穆罕默德·贝伊（Мехмет-бей）为讨好俄国女皇，改信东正教，谎称自己远祖是塞尔维亚人，并非叛教，而是“重归先祖的东正教信仰”。

当时的摩尔达维亚编年史家伊翁·涅库尔切（Ion Neculce）宣称，高尔察克家族是出生于奥斯曼帝国波斯尼亚省的塞尔维亚人。具体的族裔已经无从考证，但高尔察克家族显然不是属于斯拉夫语族的塞尔维亚人，是突厥语族的一支，因为他们家族的姓氏以“чак”结尾，与斯拉夫人的姓氏后缀（夫，斯基，诺维奇，-ов,-ев,-ский,-Нович）不同。

高尔察克的曾祖父卢基扬·高尔察克（Лукьян Колчак）在1803年成为布格哥萨克军团（Бугское казачье войско）的百夫长。这是俄罗斯帝国军队中的一支非正规哥萨克军团，历史可以追溯到1769年由奥斯曼帝国土耳其统帅部组建的一支骑兵，驻扎在德涅斯特河一带。

在沙皇俄国，“恰克恰克”（чак-чак）是一种鞑靼人的甜点，类似“沙琪玛”。

根据1843年5月1日参议院的法令，高尔察克家族被确认为世袭贵族，并被列入赫尔松州贵族的家谱。此时，这个家族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俄罗斯族。但是，高尔察克家族几代都保留着异族特征。据军校同学尼基京（Д. В. Никитин）回忆，他“中等身高、瘦削、长着一张不常见的南方人脸型和鹰钩鼻。”

亚历山大·高尔察克生于1874年，1885年至1888年就读于圣彼得堡的第六中学（Шеста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гимназия）。相当多的学生是小官员和初级军官的子女，但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是农民的后代。他是中校的儿子，但学习成绩很糟糕，三年级入学时，俄语成绩2分，拉丁语成绩3分，数学成绩3分，德语成绩3分，法语成绩为2分（满分5分），差点被留级。

在反复经过几次俄语和法语口语考试后，他的成绩提高到了“3-”，转入三年级。俄语成绩如此糟糕，更表明他的异族身份，或许他应该考土耳其语……1889年，高尔察克的父亲瓦西里·高尔察克（Василий Колчак）晋升为海军少将。“应他本人和父亲的要求”，亚历山大凭借关系进入了海军学院。

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战役期间，他的父亲瓦西里·高尔察克在8月26日被法军俘虏，并被送往马尔马拉海的王子群岛，后来被释放回俄国。日俄战争期间，旅顺港于1905年1月1日陷落，亚历山大·高尔察克也被俘，这已经是他的家族第三次当俘虏了。

在投降前的1904年12月22日，高尔察克就因为关节炎而被送进医院。1905年4月，日军将俄国俘虏里的病号疏散至长崎。6月4日，高尔察克回到圣彼得堡，但病情再次加重后，他再次住院。

高尔察克的关节炎，据说是1903年北极探险之旅留下的病根。1903年5月5日，高尔察克带领一支由17人组成的探险队，前往北极的新西伯利亚群岛，最终目标是本尼特岛（Остров Беннетта）。此行的任务是寻找失踪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探险家——爱德华·瓦西里耶维奇·托尔（Eduard Gustav Freiherr von Toll）男爵。穿越冰川时，高尔察克错误地估计了跳过冰裂缝的时间，掉进了冰冷的水中，因低温休克而昏迷。

托尔男爵

在岛东岸的厨房里，人们发现了托尔男爵最后一封信，写给俄罗斯帝国科学院院长，简要汇报了岛上的工作。信的结尾写道：“我们今天向南行驶。我们带了14到20天的补给。大家都很健康。1902年10月26日。”

与此同时，高尔察克探险队的另一支分队伍探索了新西伯利亚群岛的所有岛屿，却没有发现托尔群岛的任何踪迹。显然，这些极地探险家在从贝内特岛到新西伯利亚的过渡期间遇难。他们留给南部的食物补给完好无损。

高尔察克和他的队伍无功而返，但带走了托尔男爵离开岛屿时遗留的文件和一小部分地质藏品。1909年，托尔男爵的文件在德国出版，名为《“曙光号”的俄国极地航行，1900-1902。摘自他留下的日记》（Die Russische Polarfahrt der „Sarja“ 1900–1902. Aus den hinterlassenen Tagebüchern.）。有人认为，这份文件可能是高尔察克伪造的，为了不空手而归。以高尔察克3分的德语水平，伪造不出来如此复杂的日记。但是，他没有救出托尔男爵，也没找到后者的尸体，的确未能完成任务。北极探险归来后，他得到的荣誉显得名不副实。

1906年，俄罗斯地理学会授予高尔察克最高奖项——康斯坦丁奖章：高尔察克是第四位获此荣誉的极地探险家；在他之前，只有三位著名的极地探险，均为外国人。而他是第一位名义上的“俄罗斯族”——一个归化得比较成功的外国人。

高尔察克的日本魂

高尔察克的妻子是索菲娅·奥米罗娃（Софья Омирова），而2008年的电影《无畏上将高尔察克》以他的情妇安娜·蒂米廖娃为切入点。安娜是捷列克河哥萨克将军伊利亚·伊万诺维奇·萨福诺夫（Илья Сафонов）的孙女，生于1893年，1911年嫁给高尔察克的同事、海军军官谢尔盖·蒂米廖夫（Сергей Тимирё）为妻，1918年底离婚。她1915年结识了比自己大19岁的高尔察克，并成为他的情人。

左图为年轻时的安娜，右图为年老时穿镂空装的安娜

1917年二月革命后，黑海舰队于6月6日发生兵变，高尔察克被驱逐，来到首都彼得格勒。1917年6月13日《海军报》写道：“把内阁主席的职位让给高尔察克海军上将吧。……高尔察克将能够威胁性地将俄罗斯的武器举过德国人的头顶，战争将会结束！期待已久的和平将会到来！”这篇文章推举高尔察克充当民选独裁者，当天，高尔察克来到临时政府会议上发言，汇报他的活动，指责政府的政策。临时政府首领克伦斯基担心高尔察克举行兵变，大为警惕，将他塞进“俄国驻美国代表团”，派往海外，实际上是把他政治流放。

根据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里馆藏的文件，高尔察克在1917年~1918年流亡海外期间，与情妇蒂米廖娃保持通信。这些信件的内容颇为有趣。高尔察克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精日”，收藏武士刀，参拜靖国神社，还与日本军官山本久秀“惺惺相惜”。

1918年1月29日到了上海后，他开始对着武士刀冥想：

“我从那里（日本）带走了两把古老的军刀……一把是14世纪初的，另一把是17世纪末的……这些刀包含了战士“活生生的灵魂”的一部分，它们具有对人施加特殊影响的特性。……坐在壁炉旁，关掉灯，在燃烧的煤炭的灯光下，看着火焰在其闪亮表面和暗淡哑光刀身上的反射，钢铁焊接的波浪线特征。渐渐地，一切都被遗忘、平静下来，进入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一些奇怪的、难以形容的画面，一些影子在刀刃表面出现、变化、消失，似乎带着某种内在的生命，其中隐藏着力量——也许，真的是‘战士活生生的灵魂的一部分’。几个小时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接下来就是上床睡觉了。”……一个中国童仆走过来，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用英文写着“Yamono Konjuro Hisahide”（音译：山本近十郎久秀）——我最没想到会在上海遇到这位总参谋部上校——在横滨和他告别后，我就没想过会再见到他。

日本靖国神社

高尔察克先对情妇安娜介绍道：

“久秀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典型代表。我从外部了解到的信息远比他本人希望的要多。对他来说，战争是一种宗教，是他全部精神生活和整个世界观的基础。他信奉武士道，也信奉禅宗（我写信给你时，他是一位好战的佛教徒），他修行象禅（Zo-Zen），将自己的思想和意志集中在军事事务上。他是秘密泛蒙古组织的知名人物之一。……我在日本期间，我们总共见过五次面。久秀对我的日本军事史知识以及我对许多欧洲人鲜为人知的与战争相关的日本生活问题的了解，由衷地感到惊讶。……我对日本古代‘冷兵器’崇拜和使用武器礼仪的了解，尤其让我对他产生了好感。多亏他的好意，我得到了两把刀（他挂在墙上的那两把）……我和久秀一起参拜了供奉阵亡将士亡灵的靖国神社，以及安葬着四十七位浪人的神社。他们按照“切腹”的戒律自杀身亡。”

接下来，他与久秀进行了一段漫长的对话。久秀说：“日本政治家堀切善次郎指出了我们东方民族面临的‘白色危险’。作者认为，欧洲各国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野蛮和残暴，以及他们对一切人性、正义和法律概念的蔑视，都体现了这一点。……我不会为堀越辩护；我想说的是，我并不认为这种野蛮行为对我们个人有任何危险，但我从其他方面看到了危险——民主意识形态以及和平主义、社会主义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国际主义教义所造成的道德沦丧。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是一种“白色危险”（然后划掉：对我们黄色的蒙古世界而言）。我们将采取措施将其局部化，并在必要时与之斗争，试图摧毁它。”

“我是作为那个正走向所谓‘民主’道路毁灭的种族的代表与你们交谈。你们熟悉这些目标和……列强协定提出的口号。劳合·乔治对此谈了很多，威尔逊谈得最多；他每周都重复那些最乏味的主张来安慰民主：为民主而战，甚至为了拯救民主；为自卫而战；为法律而战，为了人民的自决；反对专制，最终反对军国主义；以及反对战争的战争。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种愚蠢的民主虚伪更可悲的了。”

“民主是什么？——它是由一群贪图权力的腐败民众组成的；权力不可能属于大众，不可能属于大多数人，这是基于“人数愚蠢”的定律：每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只要他不是江湖骗子，都知道两个人的决定总是比一个人更糟糕，三个人的决定比两个人更糟糕。”

“‘白色危险’吓不倒我们——我们将拥有最终决定权，而这个决定就是“不”。……我将目睹西方民主国家发动一场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新战争，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但这终将发生，因为我们渴望如此，而我们的第一击将瞄准你知道的地方（即中国）。”

“如果欧洲战争不能终结民主，那么下一场战争将用社会主义、和平主义和其他道德败坏来埋葬民主，但这将使白人种族付出惨痛的代价。”

中国人民的老仇人

高尔察克认为，自己与山本久秀“惺惺相惜”，后者曾在日俄战争时期担任炮兵连指挥官：“我和久秀之间建立了一种与友谊甚至感情都毫无共同之处的关系，这种关系产生于志同道合的人之间——一种军人对军人，甚至是战场上的直接敌人，产生的职业兴趣或同情。”

“这个日本人说话时带着多么轻蔑、仇恨和恶意，但他内心却多么快乐……在日俄战争中，他剿灭了我们的军队。胜利后，他在长谷川（Хасегавы）的指挥下服役，长谷川以纯粹的亚洲式风格镇压了朝鲜起义，随后攻占青岛……他多么高兴地看着他以前的敌人，曾经可怕的敌人变成了全世界的笑柄……”

1917年，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反对一战，士兵不愿镇压抗议者，这在高尔察克看来都是懦弱的表现：“‘同志’首先是懦夫的同义词，而军队变成了同志，要么逃跑，要么民主地‘复员’，不愿与农民和工人作战”，“在人性、和平主义和种族兄弟情谊的根基上，隐藏着最纯粹的动物性懦弱，即对痛苦、苦难和死亡的恐惧。”，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国际犹太人的挑唆，“犹大是犹太人的象征”。

相反，高尔察克对日本人大加赞赏，从神社供奉的日本武士到现实里遇到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他不仅支持日本破坏侵略中国，还支持他们侵略“赤化”的俄国：“我尤其记得四十七浪人之一的雕塑形象。尽管技法幼稚，但艺术家创作出了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同样的表情也出现在山本久秀谈论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时……他还没有拔出军刀，正在思考能否将刀刃砍向这片污秽……”

电影《四十七浪人》海报

5月11日，高尔察克抵达哈尔滨。当地报纸刊登了对这位海军上将的采访，他在采访中承诺恢复城市的法律和秩序。当时的中国东北有几支武装部队在活动：由谢苗诺夫率领的五千人满洲特别支队（他们不服从霍尔瓦特的命令）、由奥尔洛夫（Н. В. Орлов）率领的两千人哈尔滨支队，以及由卡尔梅科夫（И. П. Калмыков）率领的支队（他们在中欧铁路东端活动）。高尔察克试图把他们组织成一支大型部队，以中国为基地反攻苏俄，就像不久后冯·恩琴侵占外蒙一样。但是，只有奥尔洛夫服从他的命令。谢苗诺夫兵多将广，又有日本人做靠山，全然不把他放在眼里。高尔察克不得不在6月30日前往日本，向日本军事领导层寻求结盟。

俄罗斯驻日大使克鲁彭斯基（В. Н. Крупенский）安排高尔察克与日本总参谋长仁田（Ихара）原重行及其助手田中（Танака）义一将军会面。日本人更信任谢苗诺夫，没有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高尔察克于1918年9月19日至20日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参与苏俄国内战争，并成为白军最大首领。短短一年多以后，他在伊尔库茨克被枪毙。

正如山本久秀上校所说的那样，日本对巴黎和会的结果极度不满，不愿意缩减军备、放弃中国青岛。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由于国际联盟不承认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日本政府于1933年3月27日发表通告，宣布退出国际联盟。

虽然高尔察克没有活着看到日本侵华，但末代沙皇的堂弟基里尔大公、他的老对头谢苗诺夫都活到了这个时候。基里尔大公在法国发表声明，支持日军占领东北，宣布自己的“白俄臣民”都接受日本的庇护。东北的白俄为日军举行了“欢迎仪式”，亲吻日军的脸颊，许多人加入伪军“浅野支队”，在中国东北和朝鲜镇压抗日。谢苗诺夫也长期混迹于日本军部和伪满皇宫，直到1946年被苏联逮捕枪毙。在美国教授约翰·史蒂芬的《满洲黑手党》里都有叙述，在此不做赘述。

高尔察克的书信里记录的对话，很像是在模仿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孟德斯鸠的《波斯人的信札》或描写冯·恩琴的小说《人，野兽与神》。久秀就像是一个被武士刀召唤来的鬼魂，即便此人真实存在，高尔察克也不太可能逐字逐句记下这样的长篇大论。它可能是高尔察克自己的观点，用异族人之口来表达。它是高尔察克“恐日症”的体现，也是他政治投机心理的体现。高尔察克看到了日本的力量，进而看到了与日本合作瓜分中国的可能。

图为高尔察克的妻子索菲亚，儿子罗斯季斯拉夫（Ростислав）和孙子萨沙，罗斯季斯拉夫在1939年加入法国军队，1941年被俘，这是高尔察克家族成员第四次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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