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至北宋贵州岑巩建置沿革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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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岑巩素为滇楚锁钥、黔东门户，地理位置显要，为贵州文化先发地之一。其自西汉至北宋间的建置归属大致经历西汉至刘宋的无阳县、萧齐的西平阳县、南梁至南陈的夜郎郡、隋的辰溪县、唐至北宋中期的奖州（业州、舞州）及北宋末期的思州。文章以朝代为脉络，在爬梳岑巩地区的建置沿革基础上，辨讹了西汉至唐初、唐末至北宋时期岑巩地区的建置沿革，纠正了岑巩地在这两个时期的错谬，并辨析了岑巩与思州的历史联系与区别。考其建置沿革，可明晰中央政权与黔东地区的深入互动及黔东地区从“边地”到“内地”的转化与国家大一统的发展。

关键词：西汉至北宋；贵州岑巩；建置沿革；“边地”到“内地”

学界对岑巩的研究较为丰富，对其历史沿革的记述也较多。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回顾，对岑巩历史沿革的述论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以王燕玉先生的《贵州史专题考》为代表的对岑巩的历史沿革只记述无争议的部分，这一方面又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以唐贞观年间为时间上限做简述，如王燕玉先生的专著；一部分以元代为时间上限，如张维军先生的《岑巩思州古城千年记忆》。这个方面的缺点就在于使岑巩宋元前的历史沿革出现较大空白。其二是以黄透松先生主编的《岑巩县志》为代表的对岑巩的历史沿革做完整的叙述，形成一条完整的历史发展时间线，但缺点就在于其中包含大段有争议的部分，或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记述较为简单或者直接略过，如吴昌盛先生的《水墨思州·砚香岑巩》，或对岑巩在隋至唐初与唐末至北宋末间的历史作思州的历史沿革而不作岑巩的历史沿革，如尹东海先生的《思州民俗研究》，出现了地理概念的错乱与历史的混淆。

出现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不仅在于史书对岑巩宋元以前的历史记载较为稀少，还在于自元代思州治地迁至岑巩后，岑巩就一直称为“思州”，直至1930年才改用今名，形成了岑巩即思州的惯性思维，故而才会出现以“思州”沿革史套用于“岑巩”沿革史之中，没有考虑思州治地及属地的变迁问题及思州与岑巩的历史联系与区别，导致岑巩沿革史错讹，尤其是岑巩地尚未归属思州前的一千余年历史也用思州的沿革史套用，实为一大误也。

在今日岑巩各界大力挖掘、发展本土文化之下，考证与厘清岑巩地区的建置沿革史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关于岑巩的建置沿革，学界并未见有专文研究。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考析岑巩地在西汉至北宋时期内各朝所属，以便对岑巩地区的纵向发展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这对于研究岑巩地区的历史与地理、纠正一些记述与认识上的讹谬、推进岑巩本土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专此论述，以就正于方家。

一、西汉至刘宋无阳县的演变

汉袭秦境，改秦黔中郡为武陵郡。武陵郡的辖县，在《汉书·地理志》中载有：“县十三：索、孱陵、临沅、沅陵、镡成、无阳、迁陵、辰阳、酉阳、义陵、佷山、零阳、充。”岑巩地属武陵郡治下何县？从《水经注·沅水》中记载的“沅水出牂牁且兰县，为旁沟水，又东至镡成县，为沅水。东迳无阳县”再结合沅水地理方位，可知无阳、镡成二县为武陵郡的西境，而无阳县位于沅水支流——水一侧，镡成县位于另一支流——渠水一侧，二县同处今湘黔交界处，关于二县的属地问题，在清人莫与俦的《且兰故地考》中有对无阳县属地的记载：“当镇远府镇远县，思州一府，及湖南晃州厅，靖州之会同，沅州之芷江县一带。”民国《贵州通志·舆地志·风土志》中亦有记载：“武帝开西南夷······有武陵郡地者：黎平大半府及镇远之台拱同知、清江通判、天柱县并镡成县地。镇远府之镇远县及思州一府并无阳县地。铜仁一府及松桃厅并辰阳县地，属荆州。终两汉之世。”以上可知今岑巩地西汉时属武陵郡无阳县。

但无阳县治又在何地？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记有：“思州，武陵郡无阳县地。”并对这句话释道：“以无水首受故且兰定之。”古思州治地即今岑巩，无水即水，也作舞水、阳河。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命唐蒙通夜郎，蒙在楚国通贵州腹地的道路基础上，开通南夷道，“庄蹻将兵，唐蒙奉使，而道通沅水。”岑巩地前临近古且兰、夜郎等地，后临近武陵郡郡治义陵，从军事地理角度来看，岑巩地作为通夜郎等地的桥头堡，利于朝廷对夜郎等地的威慑。

《贵州古代史》中亦有记：“武陵郡······无阳县，为今贵州的岑巩、镇远地。”观《贵州古代史》中所绘制的西汉时期贵州及相邻省市的地图可知，无阳县治临近水。《贵州省志·地理志》记有：“无阳之名与水相关，其地当在今镇远、岑巩、玉屏等地。”水古又称无水，“无阳”即无水之阳，也即无水之北，古今岑巩治地皆在水之北。

除了文献记载外，也有出土文物相印证。《岑巩县志》中记载到：“秦汉时期的货币，曾在大有乡零星出土‘五铢’钱。”大有临近水，且在汉代已形成小规模的集市，“早在汉代，中木召就有进行牛交易的牛场坝。”“汉代，境内已有养马。”中木召为大有境内地，进行牛交易，说明在汉代岑巩及附近地区的河谷宽阔地带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农业种植，养马则更多的是为军事服务。一定规模的农业与养马，既可解决内需，又可向朝廷控制夜郎等地提供一定的物资补给，且便利的水运条件，亦可从郡治义陵调拨物资。

综上可知，西汉武陵郡治下的无阳县治，即在今岑巩县境。

岑巩便利的水运条件，为湘黔地区物资交易运输必经之路，加上其特殊的军事政治地位，发展成为武陵郡的中心点之一，为形势所趋。各少数民族间及与汉族间的交往活动逐渐频繁，自楚至汉，中原文化的持续输入，使得岑巩及周边各民族逐渐脱离“蛮夷之态”，增强了该地区各民族的归附之心。

到了东汉，“无阳”一名已不载于史册，据《太平寰宇记·沅州》记载：“（无阳县）后汉省入辰阳，又为辰阳县地。”《贵州古代史》言：“武陵郡······无阳县，为今贵州的岑巩、镇远地，东汉并入辰阳。”前文提及到辰阳的属地，为无阳之东北，与其接壤。经王莽作乱，至东汉建立，长时间的动荡，使得武陵郡内“五溪蛮”势力特盛，阻碍了朝廷政令不可达，岑巩地作为“五溪蛮”的大后方，朝廷无法实施有效的管辖，而朝廷为维持对武陵郡表面上的统治，不得不精简统治规模，故而在行政区划上省无阳一县而并入辰阳县。

三国蜀汉主刘备于章武二年（222年），“使侍中襄阳马良以金锦赐五溪诸蛮夷，授以官爵。”马良入五溪招纳“诸蛮”，蛮夷渠帅皆受印号，于五溪之地设黔安郡，为“五溪蛮”之一的岑巩，属黔安郡所辖。

五溪之地后为孙吴所取，于此复设武陵郡，下辖镡成、舞阳、辰阳、沅陵、迁陵、黔阳等县，舞阳即西汉之无阳。

关于三国时期岑巩地属于何县，目前学界存有此观点：岑巩地属黔阳。万历《贵州通志·思州府》中有载：“三国吴分置黔阳县。”嘉靖《贵州通志》、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等均持有此看法。这个观点仍是值得商榷的。考孙吴的行政区划，再结合田敏先生对黔阳的考辨：“黚阳（黔阳）县由三国吴始置，其地理当今四川彭水县。”可知黔阳位于今重庆彭水县乌江一侧，而岑巩距彭水地甚远，且交通极为不便，需几经辗转再沿乌江而下方可到（图1）。何以岑巩地遥隶黔阳？《元和郡县志》载有：“思州，自汉至吴并为武陵郡酉阳县地，吴分置黔阳县，至梁、陈不改。”其记述的思州沿革史，对应唐代之思州尚无问题，但至元明往后，再把思州治地的沿革史等同于唐之思州沿革史，为一大误也，在论述时应充分考虑到思州治地及领域之变化，要落到实处，不可依思州之名而述之。

古思州治地自元至民国，皆在今岑巩思旸镇，但元前在今贵州务川、沿河等地，与今重庆彭水县相邻，地属黔阳县尚可解释，但又为何将思州等同于岑巩而述为隶黔阳呢？有如下两种解释：一为古思州治地自元迁至岑巩始历时七百余年，较为稳定，且岑巩古为思州名，直至1930年才改作今名，故而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形成思州即岑巩、岑巩即思州的看法；二为贵州建省于明，时间较晚，无论官方修史还是民间著书，对于贵州地方的记载甚为稀缺，传留于世的更为稀少，作为“先有思州，后有贵州”的思州的历史记载定然有所存留，而后世史学家却不考虑思州治地的变迁问题广而概之，故而造成混淆。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思州府》的记载：“汉属武陵郡酉阳县，三国吴分置黔阳县地隶属”《嘉庆重修一统志》中亦有类似记述，此类记述乃为沿袭《元和郡县志》说而不加以辨析而至以讹传讹。

岑巩属黔阳定然是学界目前的错误看法。孙吴于武陵郡下复置舞阳县，从西汉之“无”改为“舞”，县治也有所东移，位于今湖南芷江与怀化之间；镡成县位于今湖南靖州附近，处渠水一侧。而武陵郡的西南部仅有舞阳、镡成二县。岑巩距芷江仅一百余公里，共处水一侧，水运极其便利，在考虑到距离相近、交通便利的情形之下，岑巩当属舞阳县。

西晋初年“五溪蛮”内附归晋，《晋书·帝纪第三》：“（咸宁三年）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五溪蛮”之一的岑巩各民族附晋后，继属舞阳县境，终西晋之世。

经永嘉之乱，晋室南迁，武陵地区成为南北各方势力争抢的战略地，武陵内部各族势力也借此机遇得以快速发展，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东晋朝廷数次镇压无果，在武陵地的统治式微，只得缩减县额及统治范围，仅在沅水流域交通便利又距“五溪诸蛮”势力中心地较远处设统治点以维持对武陵地的管辖。具体到武陵郡的西南部，则将原舞阳县与镡成县合为一县。《元和郡县志》载：“汉镡城县地，晋安帝省。”《水经注·沅水》也言：“水出无阳县，县故镡成也。晋义熙中，改从今名。”又《太平寰宇记》：“朗溪县，汉镡成县地，晋义熙中徙舞阳县于此，安帝省。”

究竟是镡成地归于舞阳，还是舞阳地归于镡成？《晋书·志第五》载：“宁康元年······十一月，苻坚将杨安陷梓潼及梁、益二州，刺史周仲孙帅骑五千南遁。”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载：“孝武帝宁康元年（癸酉，公元三七三），苻坚取梁、益二州，邛、筰、夜郎皆附于秦。”北朝势力侵入西南地带以及多个地方民族势力依附于其，给南朝统治者带来极大的军事压力，而旧舞阳县地与夜郎等共水，可直通也，双方势力在武陵西南部直接面对，虽于太元十年（385年）西南夷、夜郎复入晋，但各方势力在这一地带争夺不休，极为不稳。对比处水一侧的舞阳县，处渠水一侧的镡成县则军事压力小很多。故依《太平寰宇记》言，舞阳县徙治于镡成县，去镡成县名改为舞阳县。故而岑巩地依属舞阳县。

刘宋代晋，武陵郡所辖依旧，《宋书·卷三十七》载有，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立郢州，武陵郡属之，武陵郡领县十，舞阳县治依旧在旧镡成县地，岑巩地仍属不变。

二、萧齐至南陈郡县纷更

萧齐立东牂牁郡，属郢州。东牂牁郡领县六：南平阳、西平阳、南新市、东新市、西新市、宜。民国《贵州通志·舆地志二》对萧齐东牂牁郡治下西平阳的今名释为玉屏县，据王燕玉的《贵州省各市县沿革》考，南平阳即今贵州黎平一带，西平阳即今贵州玉屏一带，南新市即今贵州天柱西北部一带，西新市即今贵州三穗县一带，东新市即今贵州天柱东南部至湖南会同一带。依王燕玉考，可知东牂牁郡处于原牂牁郡与武陵郡之间，时武陵郡地东移，萧齐时的西平阳县今名为玉屏县。结合民国《贵州通志·历代建置沿革图·南齐》所记，再加上岑巩、玉屏二县疆域错入，一水以隔，二县的县治距离极近，故而萧齐时，岑巩地当属东牂牁郡下的西平阳县。

萧梁郡县纷更，废置离合，较前尤繁。太清元年（547年），“湘东王绎以武陵郡置武州，领武陵、南阳、夜郎三郡。”太清二年（548年），侯景叛乱，各路驻军勤王，“时夜郎郡荒废，东徙于辰溪。”“郡、县动乱，梁政令不能达，百姓纷纷东徙，梁因以武陵、东牂牁二郡之间夜郎流民侨居的地带设置夜郎郡，治领夜郎县。这个侨置的夜郎郡的辖境当今岑巩、江口、铜仁、湖南凤凰、芷江转万山、玉屏的范围，郡治也是县治的夜郎县，在今辰水即麻阳江北岸中部，故又称麻阳戍夜郎。”《贵州古代史》中亦有相似记载：“侯景叛乱······郡县动荡······人民大量东徙，梁因划出原武陵、东牂牁两郡之间有夜郎郡流民聚居的地带，侨置夜郎郡，治领夜郎县，隶武州。这个夜郎郡，西北包有今岑巩、石阡、万山上入湖南之地，南界今水北岸，中心在今辰水即麻阳江北岸中部，故郡及县又均称麻阳戍夜郎。”而原来的夜郎郡及夜郎县，仍存空名。

南陈太建七年（575年），改武州为沅州，时武州所属夜郎郡隶沅州，夜郎郡辖境不变。故而，梁、陈时岑巩地皆属夜郎郡。

三、隋时的辰溪县

现存史料多数认为隋时岑巩地属清江郡。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对思州的沿革记载如下：“思州，宁夷郡。今理婺川县······隋初，其地属清江郡。至开皇十九年于此置婺川县，属庸州。庸州，即今黔江县是也。大业二年废庸州，以县属巴东郡。”乐史生活于北宋，当时思州治地变迁不大，其对思州沿革的梳理并无问题，但其对思州的记载被后人所沿袭，嘉靖《思南府志》记有：“后周属清江郡。隋置黔中郡，寻废，以此置婺川县隶庸州，后废庸州以县属巴东郡。”康熙《思州府志》也认为其隋时属清江郡，《嘉庆重修一统志》、乾隆《镇远府志》等史籍方志中均沿袭之。

明清人的错误看法继为后世所承袭，《岑巩县志》直接认为“岑巩······隋开皇九年（585年）置清江县，十九年（599年）置务川县。”《贵州省岑巩县地名志》中也持此说。“隋属清江郡”一说不仅体现在官方志书中，在私人撰书中也有体现，如研究岑巩的代表作《水墨思州·砚香岑巩》、《思州风物志》等皆从此说，这一说法贯穿于研究岑巩的各类著述之中，益发得到普遍传播。但核以史实，揆情度理，此说法实为以讹传讹，至少有以下两点无法说明：

1.隋时之清江郡位于今湖北、重庆、贵州接壤一带，以乌江与长江为交通主道；今岑巩位于黔东，临近湖南怀化，以沅江为交通主道，二者地理距离甚远、交通阻塞，何以岑巩地属清江郡？

2.隋唐之时思州辖地尚未扩张至沅江一带，而以后世思州治地之岑巩等视于隋唐之思州，是否合适？

隋代之庸州辖境在今鄂、渝、黔相连之地，与岑巩地甚远，之所以有“隋属清江郡”之说，乃为宋元之后思州辖地南扩至岑巩地，尤其是元后思州治地迁至岑巩地，后人便将二者混为一体，将岑巩地的历史纳入思州历史之中，故而在史书记载中方才出现混淆，即认为凡思州所领地皆按宋元以前思州沿革为准，而不计所辖县原沿革史，于是便在岑巩建置沿革里坐实了“隋属清江郡”。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各志书记载隋时之岑巩决不会属清江郡。

既不属清江郡，那隋时岑巩地又何属？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改沅陵郡置辰州，废夜郎郡置静人县属辰州。开皇十八年（598年），又改辰州曰沅陵郡，并废静人县，其境入辰溪县。《隋书·地理志》载有：“沅陵郡，开皇九年置辰州······沅陵，旧置沅陵郡。平陈，郡废，大业初复······辰溪，旧曰辰阳。平陈，改名；并废故夜郎郡，置静人县。”其沅陵郡“是合并了梁、陈的南阳郡、夜郎郡、沅陵郡及武陵郡的辰阳县建成，领五县······辰溪县辖地广漠，含今湖南的凤凰、芷江、晃县和贵州的铜仁、江口、石阡，其在今贵州的界限，为潕水以北、乌江以东。”

梁陈时岑巩地属夜郎郡，隋平陈后废夜郎郡，以其地入辰溪县，依上说再结合岑巩地理方位在铜仁、江口以南，水以北，可知岑巩在隋时属沅陵郡治下的辰溪县，为辰溪县南端。

四、唐至北宋奖州的变迁

李渊建唐后，于今黔东湘西一带立充州以替换隋之旧制，《新唐书》载有：“充州，武德三年，以牂牁蛮别部置，县七：平蛮，东停，韶明，牂牁，东陵，辰水，思王。”而岑巩地所属县可从《贵州古代史》中知晓：“东停县，在今岑巩、镇远间。”可知武德年间，岑巩地属充州东停县。

贞观年间朝廷对西南边疆的统治进一步深化，王权深入地方，从岑巩地的建置中亦可见。贞观八年（634年），朝廷在岑巩地设夜郎县，属叙州，以加强对水流域的统治。《新唐书》载有：“叙州潭阳郡，下。本巫州，贞观八年以辰州之龙标县置，天授二年曰沅州······析置夜郎、朗溪、思微三县。”在《岑巩县志》中记有：“唐贞观八年（634年）至天授元年（690年）置夜郎县，后改为峨山县，位于岑巩县东北角。”天授二年（691年）改叙州曰沅州，同年于岑巩东部即今岑巩水尾至湖南芷江一带析夜郎县而置渭溪县。渭溪，河名，乃古称，今名龙鳌河或车坝河，主体在水尾镇境内。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曰：“舞州······领县三：峨山，渭溪，梓姜······渭溪县，天授二年分夜郎置。”

长安四年（704年），以沅州之夜郎、渭溪二县置舞州，今岑巩地属舞州。开元十三年（725年）以“舞”与“武”音近而改为鹤州，又于开元二十年（732年）改鹤州为业州，天宝元年（742年）更名为龙溪郡，同年改夜郎县为峨山县，以今岑巩县思旸镇的峨山定名，建县治于峨山脚下，即古思州元至民国治地所处，《岑巩县志》中亦有这一记载：“峨山······以其山名改夜郎县为峨山县。”时龙溪郡辖峨山、渭溪二县。天宝三年（744年），以原充州梓姜县来属，部分书籍又称之为“梓薑”，为同音不同字。龙溪郡于大历五年（770年）更名为奖州。《新唐书》中有记“奖州龙溪郡，下。本舞州，长安四年以沅州之夜郎、渭溪二县置，开元十三年以‘舞’‘武’声相近，更名鹤州，二十年曰业州，大历五年又更名······县三：峨山，中下。本夜郎，天宝元年更名。渭溪，中下。天授二年析夜郎置。梓姜。中下。本隶充州，天宝三载废为羁縻州，以县来属。”

考其地望，《贵州古代史》述为：“州治峨山县，在今岑巩东北；渭溪县，在今玉屏左近；梓姜县，在今镇远靠南。”《贵州省志·交通志》亦有载：“唐武后长安二年（704年），舞阳河流域置州，干流沿岸置梓姜（今镇远县）、渭溪（今抚溪江附近）两县，支流龙江河置夜郎县（后改为峨山县，今岑巩县）。”抚溪江即今贵州玉屏抚溪江村，位于古渭溪入水口处，处于玉屏之左。抚溪江处于渭溪与水汇合处，水运便利，北可通鳌山（天宝年间，通慧禅师于鳌山之巅建鳌山寺），西可达峨山县，东可溯沅水入长江，故而渭溪县治当在抚溪江村附近。杨清澄在《五溪古业州考》一文中对唐代业州（奖州）进行了综合细致的考察，认为“业州应该在今贵州省镇远东北方的岑巩县及其以东，湖南芷江县西北部，麻阳绵和、凤凰（渭阳县）以南，以峨山为中心并连成一片的广阔地域，包括贵州岑巩县、江口县南部、玉屏县、铜仁南部、大万山、湖南芷江西缘（上坪、新店坪）等的部分地域。”综上，奖州即今岑巩地当无疑。

自大历五年（770年）更名为奖州始，名称稳定，历五代、北宋。唐末五代国家动乱，政权更迭频繁，奖州地没于“蛮”，蛮酋自领其地，脱离王权辖制，但奖州之名不改，《旧五代史》记载天福四年（939年）十月“溪州刺史彭士愁，以锦、奖之兵与蛮部万余人掠辰、澧二境，湖南节度使马希范遣牙兵拒之而退。”

赵匡胤代周建宋后，逐步统一全国，结束割据。《宋史》载：“建隆四年······平湖南，得州一十五、监一······蒋、辰、锦、溪、叙，桂阳监。”“蒋”即“奖”，为同音不同字，北宋取得奖州管辖权后，以此为羁縻州，属绍庆府。《贵州古代史》有记：“公元一〇一五年（大中祥符八年）以周仁美领奖州防御使。”周仁美时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虽领奖州，但为遥领，依旧实行羁縻之策，以当地“蛮酋”自管，从朝廷以高级官员兼领奖州可以看出北宋王朝对西南地区甚为重视。

至北宋末，今岑巩地归于思州田氏，故而在此简单梳理一下思州田氏的发展脉络。北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蕃部长田祐恭携地内附，朝廷以其地置羁縻州；政和二年（1112年），黄阳洞蛮酋冉万花等掠黔州，官兵不敌，郡将陈恬请祐恭助兵，平之，后授祐恭为成忠郎，充思州边西巡检；政和五年（1115年），晏州夷师卜漏反，祐恭率兵助官兵讨之，以功转武翼郎；政和七年（1117年），播州乱，祐恭出兵平播，以功迁武翼大夫加荣州刺史；政和八年（1118年），祐恭应诏进京面见天子，升武德大夫，同年于思州及南部置思州、安夷、邛水三县；宣合元年（1119年），授祐恭泸州兵马钤辖加忠州团练使、贵州防御使、充成都府路兵马都监同管两路巡检；宣和四年（1122年），废州为城，以务川城为名；邛水、安夷二县改为堡。思州自徽宗年间内附至北宋亡，在首领田祐恭的带领下，发展大致如上。

思州在取得朝廷信任之下，频繁对外出兵，扩大统辖范围，增加首领威信，北达长江，西抵乌江，南至水，叶成勇在《关于贵州岑巩县木召古城的再认识——兼论思州田氏土司治所之变迁》一文中写到：“政和八年（1118年）建置思州，领务川（今务川）、邛水（今三穗）、安夷（今镇远、岑巩）······思州田氏的政治活动中心还是在务川一带，不过统辖范围由北向南明显扩张，远及今镇远、三穗、岑巩一带。”《岑巩县志》也有记：“宋大观元年（1107年），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建思州治。领务川、邛水（今三穗县）、安夷（今镇远县）。务川县为附廓。今岑巩县境为思州务川县兼有安夷县地。”今岑巩地具体于何年属思州统辖已不可考，只知于北宋末期属之。

自北宋末期岑巩地属思州始，思州的烙印已刻在了岑巩的土地上，思州文化深刻影响着每一代岑巩人。然需明确的是，今岑巩地于北宋末期方才属思州所辖，以此时间段为节点，往前不可将思州与岑巩有所关联，这对于明晰黔东地区历史时期的建置沿革尤为重要。

五、结语

综上可知，岑巩地自西汉至北宋间的建置归属大致经历西汉至刘宋的无阳县、萧齐的西平阳县、南梁至南陈的夜郎郡、隋的辰溪县、唐至北宋中期的奖州（业州、舞州）及北宋末期的思州。通过前文分析，可看出岑巩历史发展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岑巩临沅江而置，沿沅江上可通古且兰、古夜郎等地，下可至洞庭湖，为湖广入黔地的唯一通道，以一水而扼守之，是历史时期中央王朝向西南推进的军事堡垒，地理区位显要。岑巩及周边有武陵山区不可多得的平地，农业较其他地区发达，楚国、西汉通夜郎均以此地为桥头堡，朱元璋平云南也以此地为军事要点严加管治。

其二，地处民族交融之地。由地理因素所决定，岑巩处于武陵山脉民族走廊中的关键一环，多民族杂居的环境，营造了兼容并蓄的氛围，地区间的民族迁移与汉民族的迁入都对岑巩地的建置归属影响极大，如萧梁时原夜郎郡百姓纷纷东徙至岑巩及周边地区，因数量庞大，朝廷于此侨置夜郎郡，使得岑巩地在萧梁时的建置归属发生变更。

其三，建置沿革变更的过程即为“内地化”的进程。西汉至隋岑巩地的建置归属变更频繁，中央王朝更多的是出于震慑当地民族之目的，政治军事性更强，未将其纳入王朝统治秩序。唐王朝在岑巩地设经制州，统治范围更为精确，标志着王朝国家将其纳入直接统治体系之中，加速了岑巩地的“内地化”进程。唐末后国家分裂动荡，岑巩地脱离王朝的直接管理，但其“奖州”名称却沿用至北宋，体现出了当地各民族对王朝国家在心理上的认同，至王朝一统后，对国家的认同得到持续强化，并最终完成“内地化”的进程。

作者：汪小军，黄秀健

来源：《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

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编辑：汪鸿琴

校对：江 桐

审定：宋柄燃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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