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训天：郭沫若为何要“焚书”？为何骨灰撒大寨？|吴晗|喻训天|郭沫若

壹

盖棺论定

“1978年6月12日16时50分，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在北京逝世。”

——庄严肃穆、语言缓慢，这是中央电视台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惯用的悼词报道气氛。

18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郭沫若追悼大会。叶剑英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

“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这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当天，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志哀。

华国锋主席向郭沫若夫人于立群同志表示亲切的慰问。

根据郭沫若同志的遗嘱，他的骨灰将撒在大寨的土地上。

追悼会规格之高，追悼会的安排与程序，以及向外传递的信息，皆令人匪夷所思。

1978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截图，作者藏书

1978年6月20日早晨，于立群和子女及少数工作人员，护送郭沫若的骨灰乘飞机飞往大寨。飞机起飞前，于立群出于对当地群众的尊重，专门给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发电报致歉，并告知飞机即将飞临大寨土地上空撒骨灰。没想到这一举动竟惊动了大寨上千人，群众在郭凤莲的率领下，聚集在虎头山迎候，出现这种场面，是于立群始料未及的。早上7点10分，飞机飞临大寨土地的上空，低空盘旋三周，撒完骨灰后离去。

郭沫若（1892～1978），功德圆满，盖棺论定，评价极高。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79年2月25日，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在丈夫逝世后的第八个月，竟然自缢死于北京故居。

自杀原因当然不能报道。围绕于立群的自杀，引发多种猜测和争议。有人将郭沫若捧上了天，也有人把他骂得狗血淋头。纷繁复杂的世界，不足为奇。有人认为他是中国新文化的巨匠，是一面旗帜，不许抹黑。有人认为他是拍马屁的祖宗，是一个流氓和人渣，不值一提。

本文抛开这些容易引发争论的大话题，重点介绍郭沫若1966年“焚书”之谜，以及他去世后，将骨灰撒在大寨梯田，这两件事。

为便于阅读，首先还是粗线条地介绍一下郭沫若的人生轨迹。

贰

《女神》和女人

《女神》是郭沫若创作的一部诗集，其中女神三部曲：《女神之再生》《湘累》和《棠棣之花》，是其精华，被认为是郭沫若早期创作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郭沫若有三位正式的夫人。

张琼华（左）

1911年，郭沫若在父母安排下与张琼华订婚，1912年正式成婚。然而，婚礼当晚，郭沫若抛下新婚妻子，一个人去了书房。他认为父母欺骗了他，张琼华并不如父母描述的那样美丽和有文化。婚后仅五天，郭沫若以读书为由离开乐山，从此中止了与张琼华的夫妻关系‌。

张琼华（1890～1980），这个大郭沫若两岁的女人，虽然和郭沫若只有夫妻之名，但在郭家她是正宗的媳妇和佣人。做着所有媳妇和佣人该做的事情。张琼华在孤独中守候了68年，直到1980年在乐山病逝，享年90岁。

在对待原配的态度上，郭还真有点似鲁迅。

1916年，郭沫若就读于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攻读医科‌‌，因朋友陈龙骥患病住院，前往东京圣路加医院探望，认识了在该医院工作的护士佐藤富子。郭被其美貌吸引，开始了追求，他在信中写道：

“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了圣母玛利亚那样的心情。

您的眉宇间散发着不可思议的洁光，就好比一轮光华四射的明月，您的脸放出圣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好像樱桃一样，我爱上了您！”

年轻时的佐藤富子

佐藤富子（1894～1995），出身日本望族，是仙台地区有史以来的大家族，有比较奇特的背景，是一个武士家庭。明治维新以后，其父亲在西方思想影响之下，当了牧师。她很小就受到父亲影响，是一名基督徒。她和郭沫若的婚事遭到家庭的坚决反对，然而，她背叛家庭，不顾一切地和郭沫若走到一起，并改名郭安娜。

郭安娜为郭沫若生了5个孩子，两人在一起生活了21年。1937年抗战爆发，郭沫若不辞而别，杳无音信。1948年郭安娜带着5个孩子，辗转台湾、香港，来到中国大陆。此时的郭沫若早已有了新的夫人和孩子，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郭安娜去了大连。

建国后郭安娜加入中国国籍，定居大连，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这位痴情的日本女人，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部捐给了中国，在她58年的守候中，始终没能见到郭沫若一面。

广西名门之后于立忱，1912年生于北京，曾就读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她的祖父于式枚曾担任清朝驻德大使，吏部侍郎。

后来，于立忱成了《大公报》的东京特派记者。在那里，她和她崇拜的文化名人郭沫若相识并相恋。

1937年3月，于立忱回国后病情加重，最终于5月在上海自尽，留下绝笔“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个人，无能为力矣。”

于立忱与郭在日本发生了什么，自杀的真相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妹妹于立群只知道自己的姐姐痴情地爱上了一个文化的名人，但不知道他是谁。

两年之后，47岁的郭沫若用心良苦地娶了23岁的于立群。婚礼上，作为证婚人的周恩来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郭沫若说：“希望这是你的最后一次婚礼了。”

当然，郭并没有告诉于立群，他曾与她的姐姐于立忱热恋过。

根据郭自己的自述，他在七、八岁时，就对堂嫂不停地产生过性幻想。在这些混乱的情欲与爱欲的关系中，正是郭沫若的荷尔蒙肿胀到需要找发泄口的时候。所以，这个时期的郭沫若写出《女神》这样的诗歌就不足为奇了。

1939年，郭沫若和于立群在重庆结婚

1984年6月15日，著名女作家谢冰莹发表了《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一文。谢冰莹在这篇文章中回忆，1937年的一天，闺蜜于立忱生病住院，谢冰莹以为是在普通病房，去了后才发现是在产房做人流手术。于立忱流着眼泪告诉谢冰莹，这都是郭沫若那个大骗子害的，还委托谢冰莹把真相告诉自己的妹妹于立群。

为什么谢冰莹在几十年后才说出真相？可信度有多少？悲哀的是，妹妹于立群成了郭沫若的第三任妻子，并生了6个孩子。在郭沫若去世几个月之后，也选择了姐姐方式，自杀了。

郭沫若后世关系图

叁

诗王郭老

邓小平在悼词中引用了郭沫若的诗句：“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唱出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

为纪念斯大林七十大寿。郭沫若写过两首诗：《我向你高呼万岁》、《斯大林万岁》。这些诗，在网上可以查到，虽然版本很多，但也大同小异。后来，作了修改和删除，找到原版刊物比较难。应该说郭沫若赞美歌颂斯大林的诗是不恰当的，因为他是有身份的人，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是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

1952年，郭沫若领取斯大林和平奖。颁奖者是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委员会主席斯科贝尔琴院士。

郭沫若接受颁奖

1941年11月16日，郭沫若五十寿辰，又恰逢他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为庆贺这个双重的日子，很多地方举行了庆祝活动。周恩来奋笔疾书，写出一篇名为《我要说的话》的精彩文字，发表于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上。周恩来对郭沫若评价极高：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郭先生是富于战斗性的，不仅在北伐、抗战两个伟大的时代，郭先生是站在战斗的前线，号召全国军民，反对北洋军阀，反对日本强盗和逆伪的；便在二十五年的文化生活中，郭先生也常常以斗士的姿态出现的。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成为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

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文章

周恩来的文章仿佛不是代表他个人。原来，1938年夏天，经周恩来提议和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从而奠定了郭沫若文化界领袖的地位。

讽刺的是，鲁迅在身前是骂过郭沫若的。迅翁同不同意郭做他的继承者，就很难说了。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吴玉章隆重举行了六十寿辰庆祝会，毛泽东亲自出席，并在祝词中指出：“青年人喜欢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在这里，由于毛泽东明确列举了中共党内德高望重的五位革命老人，号召广大革命青年向他们学习，因此被有的学者视为延安“五老”称谓的由来，并一直沿用至今。

延安五老分别是：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

1962年12月14日，中宣部第109期《宣教动态》编印了《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12月22日，在上海视察的毛泽东对此作出重要批示，让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印发给参加华东局会议的人员。批示说：“柯老：此件很重要”，“大家读一、两遍，并讨论两天。”

毛泽东称比自己小9岁的柯庆施为柯老，用意颇深，在此不展开。

有证可查的被毛泽东称为“老”的还有郭沫若。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十三册36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361页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1973年8月5日）

这首诗的排头中的《封建论》指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的史论文章，阐发了设置郡县、废除分封、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郭老指郭沫若。十批，即郭沫若所著的《十批判书》。当年正值“批林批孔”运动，指出十批的核心是“尊孔反法。”

毛委员的这首诗，真实的反映了中国两千多年来，上层建筑“利用儒家，坚持法家”的真相。这一次，马屁精郭沫若拍错了胯子。

肆

辞职自保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革命”的序幕，郭沫若有了一种失落感和恐怖感。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田汉、夏衍、翦伯赞……不断蔓延开来，他一方面意识到了自己辛勤耕耘一生的学术文化已经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另一方面也预感到了自己迟早会被抛入那无情的、吞噬一切生灵的洪涛中去而沉没。

1966年1月29日，郭沫若向科学院当时代表组织的党组书记张劲夫递交了辞呈：

XX同志：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您用书面陈述。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专呈领导上批准。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敬礼郭沫若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张劲夫接到郭沫若的辞职信后，迅速上报中央，请示如何处理。

1966年1月31日，张劲夫带着有关高层领导的指示，以征求郭沫若对科学院工作意见的名义，登门探视。张劲夫告诉郭沫若，组织上希望你继续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郭沫若的辞呈没有被批准，他忧心忡忡。

郭沫若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写的那首《满江红》会出问题。

这首词首发于1963年元旦的《光明日报》，名为《满江红领袖颂》：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

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

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

真金在，岂销铄？

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

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

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1966年，开始陆续有大字报出现，批判这首“颂圣”诗，理由是：“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

郭沫若的回答是：“为了押韵，只能说‘东方白’而不是‘东方红’。”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岂能用艺术冲击政治。”

“东方红”的称呼只能属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人。郭沫若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

郭沫若没有想到的是这封辞职信被列为二月提纲的附件材料（ 1966年2月，以北京市市长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发表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被称为《二月提纲》，主张把《海瑞罢官》的问题局限于学术讨论范围）

后来，毛泽东否定了《二月提纲》，但就郭沫若的问题，提出：“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这两个人，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范文澜。

这个意思就是，不批评，但这两个人要做自我批评。郭沫若当然心领神会。他发表了震惊中外的检讨，要烧掉自己所有的书籍。

郭是历史学家，他当然知道“因言获罪”的厉害！

伍

“焚书”认罪

1966年4月14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郭沫若表态：

“在一般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

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

1966年4月28日《光明日报》作者藏书拼图

郭沫若在会议上的发言，康生安排人整理成文，经毛泽东批示后，在1966年4月28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一切顺理成章，郭沫若是中国最大的知识分子，是最大的学术权威，他低头认罪，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紧接着就是“五一六通知”和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郭一直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好手，善于察言观色，但也有撞到枪口的时候。当年骂蒋，是蒋够宽容。现在说自己的观点，就必须顺着主子的毛摸了。

然而，郭沫若“焚书”一事，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尤其在日本，郭沫若在文学界是有影响的人，受欢迎。日本一些文化界人士，如松村谦三、黑田寿男、宫崎世民等人，竟然要求亲赴中国，想当面问问郭沫若要“焚书”的真意。

于是，便有了一个周恩来亲定的受保护者名单：排名第一的是宋庆龄，第二名便是郭沫若。

1966年6月27日至7月9日，在北京召开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选举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为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主席。郭沫若为自己的讲话作了一番解释：

“我检讨了我自己……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

应该说郭沫若的“检讨”发言，是诚恳和真心实意的。虽然报纸在发表时改了标题《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但实际上是一份认罪检讨。他真的意识到了：“这是一场触及灵魂深处的大革命。”

因为时间关系，简单地讲几句：

“石西民同志的报告，对我来说是有切身的感受。说得沉痛一点，是有切肤之痛。”

这个开场白就极不正常，郭沫若是副国级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而石西民（1912～1987）是刚刚从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调任的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然而，1966年，石西民就被打倒，遭监禁9年，仿佛调他进京就是为了开这一炮。

在这一点上，郭是敏感的，他利用任何场合，不停的作检讨：

“文史方面，近来在报纸上开展着深入的批评，这是很好的，我差不多都看了。我是联系到自我改造来看的，并不是隔岸观火。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批评，差不多都要革到自己的“命”上来。我不是在此随便说，的确是这样，我自己就是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

“当然，我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而且我还是文联的主席。文艺界上的一些歪风邪气，我不说没有责任。”

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焚书”效忠，是一个好手段，总比那些坑里的“儒”强多了。不过，这是一个很坏的开端，为后来整知识分子，树了一个模板。郭沫若心里清楚，自己算什么文化旗手，于是便有了那首著名的《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陆

痛失二子

在1967年4月12日至1968年4月22日，在一年零十天的时间里，郭沫若分别有两个儿子自杀身亡，并且死因成谜！

郭民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四个孩子，1943年11月出生于重庆，他在音乐上颇具天赋，通过自学小提琴，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1965年退学，退学原因是遭同学举报。

1964年的一天，郭民英偷偷把家里的录音机带到学校，带着同学们一起收听古典音乐。在当时，他的这一行为是犯了大忌，被认为是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被人状告到了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读到此信后，当即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出了批示：“此件请一阅，应当组织音乐学院师生对此事进行讨论，收集意见解决问题。”

毛泽东写完批示后，又在署名后又加写两行批示：“此信代表了一些人的意见，有可能还有很多人不赞成。”

这令郭民英内心非常痛苦。迫于无奈，郭民英于1965年夏天，依依不舍地从中央音乐学院退学，去了海军部队。

但在1967年4月12日这一天，郭民英做了一件出乎世人意料的事情，他竟然选择结束了自己年仅24岁的生命。在他自杀之前，没有人发觉他有任何异样，他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说明他为何要自杀。郭民英之死，至今也是个谜。不过这只是大谜之中的一个小谜。海军中将，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1967年1月21日在上海去世（据称陶勇死于“投井自杀”，但是具体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将军的妻子朱岚也被迫害致死）；陈毅元帅在北京得知陶勇夫妇去世消息之后曾悲愤地说：“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相信陶勇会自杀！”

郭世英（1941年12月16日至1968年4月22日），出生于重庆，是郭沫若与于立群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在北京干部子弟云集的101中学，郭世英是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还是学校的足球队名将。他考入北京外交学院，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里读下去，而于1962年转入北京大学攻读哲学。

郭世英具有叛逆的性格。有一次，郭世英的中学同学在郭宅门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他父亲的背影对这位中学生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真是深刻形象，“知父莫若子”啊！

他的同学周国平教授称他为那个年代少有的清醒者。

1963年，以郭世英为首的几个北大学生成立了一个研究和探讨哲学问题的“X小组”。后来，这个学习小组被公安机关破获，因为他们研究了不该研究的问题，比如：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绝对权威”？有没有不可再发展的“顶峰”？

1963年5月上旬，X小组事发。1963年6月，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此事，最后的判决是，张鹤慈、孙经武各劳动教养二年，郭世英受到宽大，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自愿的名义到河南一家农场劳动一年。期满后，在他自己要求下，又延长了一年。1965年，郭世英两年劳动期满归来，自愿将学籍从北大转到农大。

1968年3月，随着新一轮批判狂潮的掀起，许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动学生”。郭世英就读的北京农业大学的一伙人非法绑架了他，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

4月22日上午，在征得军代表的同意后，郭沫若让秘书和郭世英的妹妹去农大了解关押他的情况。然而，就在他们赶到学校的前三小时，郭世英从三层楼上关押他的房间里破窗而出，以死抗争。妹妹看到哥哥落地时双手被反捆着，全身被打得遍体鳞伤。死时，年仅26岁。

郭沫若于立群和他们的6个孩子

这次打击，较之年前的郭民英之殇，对郭沫若来说更为深巨。郭沫若在家人面前强忍悲痛的泪水，默默地伏在硕大的办公桌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将郭世英在西华农场劳动期间的日记一行行、一页页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

有一年，郭沫若应青年艺术剧院之约，赶写剧本《郑成功》。当时已入学的大一新生郭世英常在一旁翻阅父亲所用参考资料，甚至自己也另外写了一本《郑成功》的剧本，并且在父亲之前完稿，这让郭沫若对儿子佩服不已。

当郭沫若迟迟未完稿，剧院派人来郭家催稿时，郭沫若直接对来人说：「我的剧本还未脱稿，你们要实在着急，那就先把我儿子世英写的《郑成功》剧本拿去看看」。本身也是著名书法家和当代才女的于立群，对当时局势多少也是有些了解的。这让儿子的能力与选择，反成了她眼中不安的隐患。面对母亲的异议，郭世英并没有妥协：「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何况我写的东西不供发表，也不可能发表」。

柒

科学的春天

在北京郭沫若纪念馆，有两张照片引人注目：1978年4月1日的《人民日报》，刊登着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科学的春天

“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另一张照片是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所拍摄的，华国锋主席俯身劝退郭沫若离席的照片。

1978年3月18日下午，华国锋主席亲自主持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八十六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不顾身体有病，坐着手推车登上了主席台，坐在邓小平旁边。会前，医生只同意他参加三十分钟。虽经一再劝说，他坚持听完邓小平的讲话。此时，方毅副总理在讲话。这时，华主席站起来，走到郭沫若的身旁，亲切地扶着郭沫若的座椅，提醒他可以退席，早点回去休息。在这感人的一刹那，突然闪光灯亮了两下，从台下快步冲上主席台的摄影记者钱嗣杰同志，敏捷地把它摄入了镜头。

这张照片让人浮想联翩！

华国锋的举动令郭沫若万分感动，他是中国科学院院长，但他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偶像，代表着中国的科学家和广大的知识分子。回想起四年前，他遭批斗的场景，怎不令他激动！

根据叶永烈纪实长篇小说《“四人帮”兴亡》中的记载：1974年1月25日，郭沫若被叫到首都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上，几次三番遭到点名批判。点名之际，年逾八旬的郭沫若不得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接受愤怒群众的嘶吼声。

1978年4月，郭沫若病危，他把妻子于立群和几个子女叫到身边，留下了最后的遗嘱：“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对党的关怀，我特别感谢，我在悔恨自己为党工作得太少了。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到大寨，肥田。”

郭沫若纪念碑

1965年12月初，73岁的郭沫若亲自来到大寨参观，郭沫若结束参观后，专门写了一首五言古体诗，以示自己对大寨的敬意：

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

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

狼窝变良田，凶岁夺大熟。

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

郭沫若的诗先是写在墙上，后来大寨人刻在了郭沫若纪念碑的背面，再后来做成豪华的汉白玉纪念碑。

大寨没有忘记郭沫若，他们早期的旅游劵上都印着郭沫若的名字。

大寨门票

1992年9月，在郭沫若诞辰100周年之际，大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给郭沫若的子女和中国科学院发函说：为了表达大寨干部群众的心愿，纪念郭老诞辰一百周年，我们现在正着手在虎头山上给郭老修建一个汉白玉纪念碑，并定于十一月六日（郭老诞辰日）举行揭碑仪式，特请届时光临。

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人员对此感到非常为难，因为郭沫若不保留骨灰，就是为了改革丧葬的方式，大寨村在虎头山上竖立纪念碑，也违背了他的遗言。最终工作人员和郭沫若的子女商量后，给大寨村回函，希望停建纪念碑。但此时大寨村已经把纪念碑建立起来了，并竖立在了虎头山上。

捌

忠诚的遗产

当年，吴晗和郭沫若推出拆除北京城墙的计划，只有梁思成、林徽因等一批建筑学家的反对。但是，反对无效，北京市市长彭真批准了这个计划。梁思成只有悲叹地说：“五十年后，你们会后悔的。”

郭沫若和吴晗准备挖掘明长陵，消息传出后，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大惊。他俩坚决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考古技术、文物保存、复原技术都不过关。根本不具备挖掘帝王陵墓的能力。可是他们的反对同样无效。国家还是批准了《关于挖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在报告的尾端特别加上了一句：“要注意文物保护！”

郭沫若在定陵挖掘现场

由于挖出来的文物损毁太严重，只挖了一座定陵。史称定陵事件，被称为中国考古史上最惨烈的考古悲剧！后来国家被迫出台禁止挖掘皇陵的硬性规定。

郭沫若的骨灰刚刚撒在大寨才几个月，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1979年春，原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学会理事长杨显东带人参观大寨，发现山上的树被砍光了，家家关门闭户，但每家的窗台上都有一个金魚缸，园子里有树。周围的几个村子都很贫穷。他开始思考，大寨连周围的村子都带动不了，如何让全国来学习？于是，他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对大寨提出了尖锐批评：“我认为动员全国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了穷困的峡谷。”杨显东的发言赢得了参会人员热烈的掌声。

1980年6月，社会上对大寨的批评更多、更强烈。郭凤莲利用赴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机会，找邓小平诉苦。邓小平听完郭凤莲的哭诉后，安慰她说：“第一，大寨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的精神应该学；第二，‘全国学大寨’学走了样，走了极端；第三，大寨自身也走了极端。”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学不下去的时候，郭沫若把骨灰撒在了大寨的梯田里。他的纪念碑经过豪华装修也成了大寨的旅游景点。大寨成了4A级旅游景区，每张门票48元。这是郭沫若为大寨作出的贡献，也可算作他忠诚的遗产。

今日大寨

在1958年文艺“大跃进”中，诗歌走在最前列，郭沫若和周扬，联合出了一本《红旗歌谣》。此书一共收录了1958年“大跃进”诗歌300首。由红旗杂志出版社出版，1959年9月出第一版，书中有26幅由著名画家创作的配诗画。

1961年由作家出版社再版时，插画减少，诗歌调整。到1979年再版时调整更大。

我们知道1958年的“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后果而引发“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大饥荒已经迅速蔓延。195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组诗：“三呼万岁！”。

作者藏书

三呼万岁

郭沫若

一、总路线万岁！

辉煌路线力争先，无限光明照大千。

万岁高呼三脱帽，两番跃进再加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