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朋友发的仁裕天皇亲笔写的《终战诏书》部分手迹，从书法的角度来讲，这个投降书的最后有一颗印，颇有浓厚的中国书法文化的色彩。

这颗印上面的四个字，“天皇御玺”，完全与中国的篆书一样，没有被“和变”。

我前两天的视频里边说过，汉字传入日本之后，在日本产生了类似于中国历史上“隶变”的“和变”。

日本书法的“和变”，最初是日本贵族妇女根据汉字草书，加以简化的“平假名书法”，也叫女手，与汉字草书的男手不同。

后来又根据日文发展需要，再次以汉字楷书为基础“和变”，产生了“片假名”书法。

所以，日本的文字和书法，精神面貌非常中国化，但是日本的文字通过两次“和变“形成了日文以后，就文字而言，已经没有“非常中国化”的色彩了，而是只有日本本土化的特点了。

日本的文字和书法，是根据日本的国情经过“和变”而产生了日文和相应的书法的。

但是，与日本书法文化源于汉字文化，同时发展出来的印玺文化的篆刻，却没有产生任何相应的“和变”。

日本所使用的篆刻是完全汉化的篆刻，也就是我们中国古老文字篆书的这个体制，这是他们是变不了的。

为什么篆书在日本没有被“和变”？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篆刻和通用文字它是有区别的，篆刻在中国历史上，自从战国以来，它的地位就不属于通用文字的范围。

所以，篆刻包括篆书不但在日本，不是通用文字，从唐代以来，篆刻和篆书在中国也不是通用文字。

通用文字要适合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非通用文字可以采用脱离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

所以，我们看，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在中国和日本同时担负着它的双重的社会功能：它既有艺术的一面，也就是脱离社会现实社会发展的一面。同时，又有和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一面。

这是文字和书法艺术的区别，和汉字有通用和艺术的两重性。

在其他国家，文字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为通用语言来服务的。这是我们中国的书法，或者说汉字能够成为艺术的重要原因。

而深受中国汉字书法影响的日本文字，也把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尤其是以汉字为艺术的书法，更是为日本书法艺术家津津乐道。这也是中国和日本在文化上有一种根连根标志。

从书法角度来讲，日本书法颇有浓厚的中国书法文化色彩。例如笔法、笔意、笔势都取自中国魏晋唐系书法的用笔方法。

而且，日本书法还不断补课，最初日本书法只是学唐系书法，只有楷书、行书和草书，相对比较单一，缺乏中国书法艺术有深厚的篆隶传统支持，所以，发展变化非常丰富，为书法艺术奠定了雄厚的变革基因。

所以1880年，杨守敬到日本后，开始传播碑学书法，从而，受到日本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带动了在日本的金石学书法研究的风气，进一步全面保持了与中国书法发展的平衡态势，为日本书法的深刻发展有了传统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