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的黄昏，机场风沙大得很——‘陈先生，请上这辆专车，委员长的招待宴已经备好。’”接机人员用力拉开车门，口气里满是殷勤。66岁的陈嘉庚抬眼扫过拥挤的人墙，眉头微微一皱，没有立即上车。他来重庆，是携着南洋华侨沉甸甸的嘱托查访抗战真况，并不是为接受排场。

短短几日，铺张便一波接一波。机场迎接、沿街彩旗、孔祥熙宅邸的豪宴，花费被细心的人算出足足八万元法币。旁人或觉荣耀，陈嘉庚却暗暗心惊：前线缺被服枪械，重庆难民挤在防空洞，一顿饭却能吞掉普通士兵几个月的军饷，这样的政府真能赢下抗战么？

他第一次向蒋介石提出要去延安。“道路艰险，况且共匪狡诈，”蒋介石挥着手劝阻，还递上厚厚一叠“边区简报”。陈嘉庚只笑了笑，心里已有盘算：不亲眼看看，回南洋没法向几十万侨胞交代。

人算不如天算。三月中旬，他绕道西安，一路暗桩暗钉层层设卡，车子坏了、住址换了、请客延宕，挡不住他那一句朴拙的倔强——“凡我能到之处，必亲历而后信。”朱德闻讯，干脆派警卫带路，把老人护到七贤庄，才算摆脱纠缠。

5月31日清晨，窑洞前红土路上聚了几千百姓，大多衣衫不丁却笑声朗朗。陈嘉庚下车，几步未迈稳，就听见一声温和的招呼：“陈先生远道辛苦，欢迎来到延安。”说话的正是毛泽东。没有警卫列队，没有照片闪光灯，只有握手时那股恳切劲儿。

当晚的“国宴”比午饭还简单：豆角一碟、大白菜一碟，加上一罐香气四溢的鸡汤。毛泽东拍拍桌面解释：“那只鸡本来是邻居留着下蛋的，听说有客，一早就抱来。条件所限，只好委屈您。”陈嘉庚舀了一勺，鸡肉纤维粗硬，却喝出了久违的踏实滋味。他摇摇头：“这碗汤，比重庆那些鲍参翅肚要值钱得多。”

接下来的九天，老人像赶集一样四处打听。清晨看纺线，午后到军工厂，夜里钻进乡亲家窑洞聊天。“你们这边有共产党的‘私人企业’吗？”他故意问。回答十之八九是：“哪有？我们各家各户自己干活。”再追问公职人员经商，得到的只有驳斥：“一抓一个准，谁敢？”

街面上没有妓女，没有乞丐；公粮征收张榜公布；贪污五十元就得卷铺盖。老人边走边记，心里越来越清晰：孙中山生前推崇的民生、民权，在这里才见到像样的影子。

返程那天，周恩来、朱德等一同送行。陈嘉庚站在黄土台地上，对着人群抑着嗓子：“华侨要问我，中国的出路在哪儿？我会告诉他们——在这里，在延安！”

回到南洋，他向侨领拍着桌子说：“以前是我被蒙了眼。以后捐输，必须有一半直接给中共。”说罢拿出物资清单，两辆小汽车、医药器械和一大批急救包列在最前头。旁人惊讶，他却摆手：“去过延安才知道，这些东西一到那儿能立刻顶用。”

1949年，他作为政协筹备会副主席北上时，再见毛泽东，两人会心一笑。想起当年那只鸡，他开玩笑说：“若无那碗汤，我恐怕还在犹豫。”毛泽东哈哈大笑：“母鸡的功劳大，我替它领这一功。”

事实就这样朴素：蒋介石铺了八万元的排场，没能留住一位真正关心民族存亡的华侨领袖；延安一只母鸡，却让陈嘉庚坚定了方向。从此，他不再有丝毫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