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宗棠鸡到幸运饼干：美国人眼中的“中餐”有多离谱|中餐馆|厨师|左宗棠鸡|幸运饼干|点心

如果你第一次到中国旅行，走进一家热闹的本地餐馆，正准备点你最爱的“General Tso’s Chicken”（左宗棠鸡）和“Chop Suey”（炒杂碎），却发现菜单上根本没有这两道菜，你会是什么感受？

很多美国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有人甚至特意跑到湖南湘潭——左宗棠的故乡——想要朝圣这道名菜，却被告知当地从来没有“左宗棠鸡”这种菜。更夸张的是，一些来中国的美国作家和视频博主，忍不住在社交媒体上吐槽：“怎么在中国吃不到正宗的中餐？”他们口中的“正宗”，其实是美式中餐——一种在美国本土发展出来的、融合了美国人口味和商业快餐逻辑的“中国菜”。

更有趣的是，在美国吃中餐，还有一种“仪式感”——结账后，每人会得到一块脆脆的“幸运饼干（fortune cookie）”，里面藏着一张小纸条，写着一句箴言、预言，或者几组“幸运数字”。然而，真正的中国餐桌上，从来没有这种习惯。这块小饼干，是美式中餐文化中最典型、也最“离谱”的元素之一。

美式中餐的历史，要从19世纪中叶的加州淘金热说起。1848年，加州发现黄金，消息传遍世界，吸引了数十万淘金者涌入旧金山及周边矿区。来自中国南方（尤其是广东）的华工，是其中重要的一支。他们远离家乡，在陌生的土地上辛苦劳作，生活条件艰苦，饮食口味也难以适应。

在这样的背景下，最早的中餐馆出现了。它们最初并不是为美国顾客服务的，而是为在异乡打拼的华人劳工提供一份“家乡味”。米饭、面条、青菜、猪肉、咸鱼，这些食材让劳工们在异国的夜晚找到一点归属感。餐馆不仅是吃饭的地方，也是社交、找工作、传递家乡消息的社区中心。

然而，仅仅服务华人顾客并不足以让餐馆生存下去。随着华工数量减少、唐人街以外的市场逐渐打开，中餐馆老板们开始尝试吸引美国食客。这一转变意味着菜谱必须做出调整——因为19世纪末的美国人饮食习惯与中国南方完全不同，他们喜欢肉多、油多、甜味浓，而且更习惯用刀叉而不是筷子。

于是，华人厨师们在原有菜式上做了大胆改良：减少鱼露、发酵酱的味道；增加糖、番茄酱、醋和油炸工艺并加入味精；用鸡胸肉替代带骨肉，卷心菜代替中国土产的大白菜；把菜切成一口大小，方便快速进食。这样诞生的菜肴，不仅更迎合美国人的口味，还便于大规模制作和外卖打包。

左宗棠鸡就是这种融合的代表。据一则广为流传的说法，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一位湘菜厨师为了迎接美国海军司令访问，把传统的咸酥鸡裹上酸甜酱汁，结果美国人一试就爱上了。后来，这位厨师赴美开店，把这道菜放进菜单，取了一个带有中国历史名人的名字——左宗棠。如今，它已成为美国人心目中“中餐”的标志之一。

另一道代表作是“炒杂碎”（Chop Suey），据说是早期华人厨师利用剩菜边角料炒成的快手菜，用芡汁收尾，既节约又下饭。后来为了迎合美国人，加入芹菜、洋葱、胡萝卜等食材，变成了一道人人都能吃得惯的“中餐炒菜”。

如果说左宗棠鸡是美式中餐的“味觉标志”，那么幸运饼干就是它的“文化标志”。

幸运饼干并非中国发明，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日本的“辻占煎饼”——一种夹有字条的烤饼，外形和美式幸运饼干相似，但更大、颜色更深，用芝麻和味噌调味，纸条嵌在饼里。这一传统与日本寺庙的抽签占卜文化有关。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移民将这种小饼带到美国，并在旧金山的日本茶园等地售卖。萩原真（Makoto Hagiwara）被认为是最早在美国推出幸运饼干的人，而另一位竞争者——洛杉矶的钟大卫（David Jung），则声称他在1918年发明了这种饼干，并把祝福语塞进去分给穷人。

随着加州奥克兰的Shuck Yee发明了幸运饼干机，这种点心开始大量生产，价格下降，并迅速成为美国中餐馆的“餐后甜点标配”。

更有意思的是，为了给这种甜点增加“东方色彩”，美国坊间还流传一个“朱元璋月饼传信”的故事——声称14世纪中国人曾用夹字条的月饼传递起义信息。虽然历史学家多半将其视为杜撰，但这个故事依然被写进了美国的美食文化书籍中。

幸运饼干在美国不仅是一块点心，更是流行文化里的固定符号。在美剧《生活大爆炸》中，谢尔顿和室友们每周五都会去中餐厅吃饭，幸运饼干成为了饭后的固定点心;《功夫熊猫3》在首映周为前来看电影的观众们免费发放幸运饼干，纸条上写的不是名言警句而是片中主角们的哲理台词，更有恐怖片和喜剧片以幸运饼干引出剧情：当纸条里写的是死亡预言时，剧情的急转直下也成了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