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是我国著名出版家。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在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荐下，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办理文书的官员。如去注）的张元济于6月16日受到光绪帝的破格召见，谈有关变法事宜。

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被处“革职，永不叙用”。11月初，张元济举家迁到上海。1899年3月，他被南洋公学聘为译书院院长，开始主持翻译出版西方政治、技术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

1902年，张元济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出版方针，从此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的出版事业。

以下为如去注。

商务印书馆（英文名称：The Commercial Press，简称CP）是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与北京大学一起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创办人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其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1901年，张元济投资商务印书馆，代印张元济与蔡元培创办的《外交报》等。1902年，张元济被聘请任编译所所长。

1903年，商务印书馆设第一个分馆于汉口；十月，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当时，为了改进印刷，吸收了日资。190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建成印刷总厂和编译所新址，蔡元培被聘任、编译书籍。1909年，编译所收藏古籍善本和参考书籍的图书馆定名为涵芬楼，后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当年，商务印书馆董事局于三月初八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董事七人，张元济为主席。

此后，商务印书店就在张元济手上，从一个小印书店发展成为至今为止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出版机构。

1914年，夏瑞芳遇刺、因伤势过重去世，张元济成为总揽商务全局的关键人物；同年，董事会收回日本股份，并设分馆于香港。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进犯淞沪，事变第二日上午、即派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位于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等皆中弹起火，损失巨大，被迫停业；2月1日，日本浪人又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全部藏书化为灰烬。

据统计，这次劫难、使商务印书馆资产损失1630万元以上，最令人痛惜的是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000多册，中国最为齐备的各地方志2600多种、共25000册，悉数烧毁。

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图书馆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绝迹人寰；有学者认为：火烧圆明园和商务印书馆被炸，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悲剧。

当时的日本人之所以要炸毁商务印书馆，时任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讲得很明白：“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商务印书馆被迫解雇全部职工，直到半年后的八月一日才复业。第二年、即1933年，商务印书馆还曾收到一封日本浪人的恐吓信，信中说：“尔馆独销学校之书，印些腐败之物。上海毁尔书馆，尔书馆还是恶习不改，仍印三民之书、党部之语。中国不忍傍观，所以毁尔书馆，今若不速改恶习，我军到处，是商务印书馆尽烧毁。”从侵略者的口中，可以反证商务印书馆当时印刷的读物，多为爱国进步书籍。

1934年，商务印书馆印刷厂香港分厂新厦建成。1941年，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迁重庆；当时，其沪、港两地的货栈和印刷厂均被日军劫持。1944年，东方图书馆重庆分馆开馆；1946年，抗战胜利后，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由重庆迁回上海；1948年，设台湾分馆。

解放后，1950年商务印书馆与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开明书店、联营书店联合组织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为新华书店以外的中国第二个发行系统。如去注毕。

1947年5月，上海学生发起声援南京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遭到军警的毒打和逮捕。张元济与陈叔通等十位老人联名上书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此为著名的“十老上书”。

194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东局并转上海市委，决定聘请张元济等14人为上海市政府顾问，同时告之“此十四人，均将参加新政协，约在上海停留一个月，即须北上。”8月，陈毅、潘汉年致信张元济说：“昨接我党中央来电，人民政协筹委会请先生作为邀请单位代表出席会议，并望于9月10日前抵平。”

9月6日，张元济与赵朴初、盛丕华等人从上海乘火车出发，9日抵达北平，先后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接见。毛泽东还特意另约张元济进行了交谈。毛泽东热情地握着张元济的手，向他问好，接着一边扳着手指，一边讲解一些事情。张元济认真地听着，不时点头表示费许。

9月19日下午，毛泽东邀请张元济同游天坛。当张元济到达天坛时，毛泽东在祈年殿门外与他握手，并互致问候。接着，陈毅向张元济等介绍了同游的刘伯承、粟裕、程潜、李明灏、陈明仁等。由于张元济年龄最大，辈分最高，所以一直跟随在毛泽东身边。他们一行十二人游览了祈年殿、东西配殿、回音壁，并参观了东厢房陈列的古乐器等文物。

在游览途中，毛泽东和众人多次合影留念。在回音壁墙外古柏旁休息饮茶时，毛泽东对张元济说，我们领导的革命不仅是共产党的革命，而且是人民的革命，并向张元济询问了在京时的俸禄和当年戊戌变法的情况以及光绪皇帝召见时的礼仪。

在谈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时，毛泽东说商务印书馆的书有益于人民大众，他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不少新知识，并说在延安时，案头上总是放着两本商务出的《辞源》，自已在写作过程中经常翻阅。

当时，一位天坛管理员见毛泽东一直和张元济谈话，便趁给张元济加茶之机要求他向毛泽东建议开放孔庙。随后，张元济果真向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开放孔庙的建议。毛泽东听后立即爽朗地说：“好啊，你写一封信把这件事详细讲一讲，寄中南海毛泽东收。”

10月1日，张元济参加了开国大典，并登上天安门城楼，聆听了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庄严宣告，目睹了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晚上回到六国饭店后，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难以入眠，便披衣而起，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昨日会推元首，我公荣膺之选，为吾国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鸦片强迫售我，林文忠焚毁，乃愿辄于半途，酿成辛丑条约之惨。桎梏百千，贫弱日甚，后虽设禁，终多粉饰。我公发愤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前贤，铲此烟毒，一雪此奇耻。”并托北京商务印书馆买了一本版本最好的林则徐著作《林文忠政书》，一并呈送毛泽东。

毛泽东收到后，于10月5日复信张元济，信中说：“大示并惠书两函均已收到，谨谢厚意。敬祝兴居佳胜，并候树年世兄健进。”

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邀请张元济和周善培共赴晚宴。席间，张元济说，为使下情上达，报纸宜酌登来稿，以广言路，但作者必须有确实的姓名、地址。毛泽东说可以在报上专辟一栏登载。宾主还就交通、汉字拼音和读经等问题作了深谈。

后来，张元济回忆自己在北京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一起的日子，曾对家人说，他见过光绪皇帝，光绪想把国家治理好，但他太懦弱，而且上有慈禧，下无得力助手，缺乏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因而维新只能是种梦想；他见过袁世凯，那只是一个奸雄；也见过孙中山和蒋介石，孙中山虽有伟大的理想和愿望，但未能实现；现在又有幸见到了毛主席，他有学问，有气魄，中国的富强指日可待了。自己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太平盛世，中国的外患内战一直不停，看来至今和平有望了。

1949年12月2日，毛泽东签署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任命张元济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不久，张元济应邀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大会上致辞时，突患脑血栓，当场晕倒，不省人事，被立即送到医院进行急救。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他的健康十分关心，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以及华东局统战部领导，代表党中央先后多次前往医院探望，询问病情。经过半年的精心治疗，虽然脑神经基本得到恢复，记忆力大为好转，还恢复了几十年养成的天天仔细读报的习惯，但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半身不遂后遗症，不能下床走动。

1950年张元济和全家（后左起）孙女张珑、子张树年、媳葛昌琳、孙张人凤

<全文共两部分、这是第一部分。未完待续>

文后说明：

文中相关史实来自于《毛泽东与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献出版社 尚同编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