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10日01∶15，温度不能再上去了。”徐静推开门，低声提醒守夜的护士。短短一句，却道出了所有人的紧张——留给遗体保护组的准备时间所剩无几。

毛主席是在9月9日零时10分离世的，消息发出，全国瞬间沉默。天安门广场上，自发聚拢的人群不约而同点起蜡烛，很多人站了一夜。北京入秋夜风渐凉，但情绪炽烈。就在同一时刻，中南海202室灯火通明，中央政治局连夜研究治丧安排，决定：遗体长期保存，供后世瞻仰。火化，是主席生前的遗愿；保存，则是时代的特殊选择，象征和精神都在其中，任何人都明白分量有多重。

9月9日凌晨四点，汪东兴把徐静和刘湘屏叫到跟前，只一句交代：“十五天，遗体必须完好。”二人对视，心里明白任务之难远超莫斯科当年给列宁遗体设定的48小时。毛主席在最后几月身体状况复杂，用药频繁，各器官早已脆弱；放血、防腐、塑形要尽快衔接，一环掉链，后果不可逆。

遗体保护需要两条线并行。第一线是防腐：血液替换、甲醇与甘油结合的注射液、福尔马林局部固定，不留空腔，不留死角。第二线是环境：6℃上下的恒温，高湿度防干裂，低氧抑制微生物。单靠药物，撑不过半年；单靠低温，会造成冻斑。两者配合，才算有底。

最棘手的，其实是“棺材”——它既是展示窗口，也是微型恒温箱。当时能立刻动用的只有孙中山先生用过的水晶棺，可尺寸、开合方式全不匹配，再加运输风险，立即被否决。时间紧迫，工人们用有机玻璃临时赶制了一具。厚度、透光率、膨胀系数都不理想，却是唯一可行方案。制作车间灯火通明，几十小时不熄，人们心里只有一句话：先让全国同胞见到主席最后一面。

9月11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吊唁通道开放。人流昼夜不断，二氧化碳浓度飙升，环境温度稳定在15℃以上。体表温度缓慢上升，保护组反复测温，最担心的“色变”迹象开始出现。徐静急得当场敲桌：“必须把温度拉回去！”谷牧随后调来制冷专家，气体介质、液体介质、半导体制冷三套方案连夜测试，最终让棺内温度暂时压到7℃。可设备噪音大、功耗高、波动频繁，保护人员几乎不合眼地盯着仪表盘。吊唁七日，温度曲线像心电图一般，一刻也不能放松。

吊唁结束，临时棺“使命到期”。中央决议在天安门广场南侧修建纪念堂，遗体将永远安放其内。怎样才能让遗体“活”在恒温、恒湿、恒氧的透明空间里？唯一答案：水晶棺。但国内此前没有制造经验，纯度、光学折射率、应力均值，没一项不是零起步。玻璃工业部临危受命，联手20多家厂矿，资料从苏联、捷克到日本能找的都找。科研人员常讲的一句话是：“一天解决一个前无古人的难题。”最难的是光线畸变，如果直接照射，遗容会有“幽灵双影”，看上去不自然。龚祖同提出多层镀膜思路，研制国内首台真空镀膜机，四个月，一层层干涉膜覆盖在水晶之上，外界看到的是近乎零失真的主席面容。那台镀膜机后来被搬进中国科技馆，很多人却不知道它原本的使命。

与此同时，面部“复原”也在紧张进行。药剂只能保湿、抑菌，却无法恢复血色。彩色配光整容技术应运而生：用低强度冷光沿特定角度投射，将主席生前照片的肤色三维还原到面部。投光强度必须低于2勒克斯，否则会加速蛋白变性；投光角度稍有偏差，脸色就会失真。年轻工程师调到天亮，才把那束光定格。

1977年8月下旬，第一批水晶板到达中南海。保护组像接力赛最后一棒，三小时内完成转棺：放入防震基座、连到温控管线、接入空气过滤器，层层封闭。水晶纯度达到99.9999%，业内称“六个九”。当晚徐静看完参数记录，第一次长舒一口气：“这回能放心让全国人民来看了。”9月9日，纪念堂落成典礼举行，毛主席遗体在水晶棺中庄严安放，开放首日的队伍排到数公里外。很多老人说，看见主席那一刻，仿佛他仍在检阅队伍，眼神依旧温和。

保护工作并未结束。六小时一次的温度巡检、七天一次的药液更换、半年一次的整体回护，规程厚厚一本。栩栩如生的背后，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精细操作。防腐组后来总结：药剂仅占三成作用，环境控制与光学修复各占三成，剩下那最后一成，是人员日复一日地守护。没有这“一成”，前面的努力可能随时打水漂。

站在今日回看，那十五天的抢险与随后一年的研发，实际推动了中国光学玻璃、低温工程和真空镀膜三大技术飞跃。很多老工程师退休时感慨：“为了主席，我国提前十年跨进了高纯度晶体时代。”这种使命驱动的科技进步，在冷冰冰的实验数据背后，竟带着强烈的情感色彩。

不少游客第一次走进纪念堂，总会惊叹“怎么还是那样鲜活”。答案绝非一句“药物神奇”能概括。药剂、温控、光学、机械、人工——五种力量交织，把时光暂时凝固。守护者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主席在，我们该做得更好。”这句话听上去很朴素，却是遗体至今“栩栩如生”的根本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