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南京照相馆》这电影火得一塌糊涂，票房眼看就要冲40亿，网上吵翻了天，核心就一个：这片子能带着孩子看吗？要我说，这争议本身就说明了一点——70多年过去了，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依然像根刺扎在中国人心里，碰一下就疼，却又必须天天摸着，提醒自己不能忘。

要说这电影的原型，得追溯到1946年。那些揭露日军暴行的照片，当年可是作为罪证递到远东军事法庭的，每一张都是带血的控诉。但您知道吗？最先把这些罪恶公之于众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个德国人，叫克勒格尔。

这位克勒格尔，是德国里和洋行的工程师。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破南京城，接下来的六周，成了南京城的人间地狱。克勒格尔眼睁睁看着日军烧杀抢掠，没闲着，拿笔写，拿相机拍，把那些惨不忍睹的画面一一记录下来。1938年1月16日，他找了个“结婚”的由头，才获准离开南京去上海。一到上海，他立马开了场新闻发布会，把日军的暴行抖了个底朝天。这一下，全世界都炸了锅——谁也没想到日军能狠到这份上。后来远东国际法庭上，他是第一个站出来作证的安全区见证人，指着那些照片说：“我亲眼所见，句句属实。”

光有文字和照片还不够，真正让全世界看清日军嘴脸的，是一段动态影像。拍这段片子的，是个美国人，叫约翰·马吉。他扛着摄像机，在南京城里拍了足足105分钟，这可是南京大屠杀唯一的动态影像，比任何文字都来得震撼。
您能想象镜头里是什么吗？日军的坦克大炮对着南京城狂轰滥炸，机关枪跟割草似的扫射成群的老百姓，城里到处是断壁残垣，被糟蹋的妇女哭喊声撕心裂肺，还有被汽油烧焦的尸体，黑黢黢地堆在那儿……马吉看着这些，心疼得滴血。在南京的那两个月，他给日本大使馆、日军指挥部写了四百多封抗议信，字字泣血，要求他们住手。可日军哪会听？

1953年，马吉在美国去世，临死前他说：“要是能再活一次，我还为中国人民做事，中国就是我的家。”这话听着就让人眼眶发热。现在，他当年用的那台摄像机，就摆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是镇馆之宝。南京第十二中学的图书馆，专门以他的名字命名。咱们最高领导都评价他：“以各种方式保护南京民众，记录侵略者的残暴，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和无畏之举，中国人民永远不忘。”
可马吉拍的胶片，怎么运出南京的？这就得提另一个美国人，乔治·费奇，中国名字叫费吴生。他是在苏州出生的美国人，当时是南京安全区的副主任。1938年2月，他把那些胶片小心翼翼缝在大衣里，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偷偷摸到上海。一到上海，他直奔柯达公司，赶紧把胶片洗印出来。片子一公布，全世界都被震住了——原来日军在南京干了这么不是人的事！1938年5月，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10幅从中截取的照片，这是国际媒体第一次公开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有意思的是，《南京照相馆》这电影里，没提这三位国际友人。有人觉得可惜，其实也能理解——电影就是电影，不是历史纪录片，俩小时的片子，不可能把所有细节都装进去。它能把当年的惨状、中国人的苦难拍出来，让更多人走进影院，重新触碰这段历史，就已经够意思了。
说到底，不管电影里提没提，这三位外国人的功劳，中国人不能忘。在那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年代，是他们冒着风险，用笔墨、镜头、勇气，为南京城留下了真相，让全世界知道日军的暴行。他们不是中国人，却比很多人更有良知，更有勇气。

现在吵着“能不能带孩子看”，其实核心是怕孩子太小，受不了那些残酷的画面。但我觉得，适当让孩子知道一点没坏处——不是要培养仇恨，是要让他们明白，和平来之不易，当年咱们的祖辈受过多少罪，才有今天的安稳日子。更要让他们记住，在最黑暗的时候，也曾有过像克勒格尔、马吉、费吴生这样的人，用正义和善良点亮过微光。
这段历史，就像《南京照相馆》里的那些照片，有点模糊，却带着刺骨的真实。不管过去多少年，不管用什么方式呈现，只要我们还记得，那些牺牲就不算白费，那些善良就不会被辜负。这大概就是这电影最该传递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