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紫禁城养心殿，六岁的溥仪在隆裕太后的携扶下颁布退位诏书。延续了276年的大清王朝正式画上句号。
随着黄龙旗缓缓降下，曾经权倾一方的九位封疆大吏骤然失去了权力的根基。这些曾统御数省、手握军政大权的总督们，一夜之间从帝国支柱变成了前朝遗臣。
封疆大吏在清朝政治版图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不仅是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多数还兼着兵部尚书或都察院右都御史的头衔，官居一品，堪称清廷统治的骨架。
当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时，他们的选择却大相径庭，有人以死殉清，有人审时度势，更有人摇身一变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
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闽浙总督松寿面对福州革命军的进攻，将武器分发给百姓和妇女，试图作最后一搏。战败后，这位满洲正白旗贵族在总督府内吞金自尽，成为唯一殉国的末代总督。
而在千里之外的武昌，湖广总督瑞澄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当革命军攻入总督府时，他竟命人在墙上凿洞，仓皇逃往长江边的军舰。这一逃，直接导致清军指挥系统瘫痪，革命火焰迅速蔓延。
殉清者与投机客
王朝更迭的洪流中，忠臣与投机者的界限变得模糊。当松寿以生命践行忠君誓言时，另一些总督却在乱局中寻找新的生存之道。
两广总督张鸣岐的逃亡堪称教科书级的“审时度势”。这位曾残酷镇压黄花岗起义的刽子手，在革命爆发后立即卷走巨额公款，东渡日本避难。
待袁世凯掌权，他又风光回国当上顾问，甚至在袁世凯称帝时获封“一等伯爵”。但历史的讽刺远未结束，三十年后，这位前清大员竟在抗日战争期间公开投靠日本，沦为汉奸。1945年日本战败，他在民众的唾骂声中结束了自己反复无常的一生。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则展现了另一种“识时务”。作为满清龙兴之地的守护者，他最初竭力镇压东北革命党，使东三省成为最后降下龙旗的地区。
清朝灭亡后，袁世凯多次邀他出山都被婉拒。直到袁世凯提出让他主持编纂清史，这位老臣才点头应允。尽管《清史稿》尚未完稿他便撒手人寰，但这份差事让他得以在文化领域延续对前朝的忠诚。
直隶总督张镇芳的转型更为彻底。身为袁世凯兄嫂的弟弟，他自然成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得力干将。但在袁世凯死后，他又转身支持张勋复辟，结果锒铛入狱。出狱后，这位政治“变色龙”彻底告别政坛，在天津创办盐业银行，摇身变为金融家。
挣扎在复辟迷梦中的遗老
当民国初年的政治乱局出现，一些总督仿佛看到了复辟的曙光。辫帅张勋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位两江总督在清朝灭亡后，不仅自己保留辫子，还严令部下不得剪辫，“辫子军”由此得名。
1917年，张勋借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兵入京。七月一日，他将十二岁的溥仪重新扶上龙椅。京城一时龙旗招展，遗老遗少们穿上珍藏的朝服，叩头如仪。然而这场复辟闹剧仅持续十二天，就被段祺瑞的“讨逆军”击得粉碎。
兵败后的张勋避居天津租界，经营实业直至1923年病逝。临终前他仍自豪地宣称：“吾回天无力，尚可独善其身。脑袋在、辫子不掉！真吾大清股肱之臣。”
陕甘总督升允的复辟执念更为持久。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正率军猛攻西安，试图为清廷保住西北根据地。听闻溥仪退位，他仍不死心，继续与革命军血战数月。
此后二十年，这位蒙古镶黄旗贵族奔走于天津、大连、青岛之间，联络日本势力，策划“迎驾西巡”。直到1931年病逝前夕，他仍在为复辟清室奔走呼号。
新旧夹缝间
在历史转折点上，总督们的命运往往因个人选择与时代浪潮的碰撞而产生戏剧性变化。四川总督赵尔丰便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悲剧人物。这位曾率军入藏、粉碎英国策划的西藏叛乱的总督，为维护国家统一立下赫赫战功。
但在1911年保路运动中，他下令枪杀请愿民众，血染成都街头，“赵屠夫”的恶名由此传开。当武昌起义爆发，这位曾经的功臣被革命军公审判决，倒在新时代的门槛前。
云贵总督李经羲则因开明态度获得善终。作为李鸿章之侄，他在任内大力支持云南讲武堂建设，培养出大批军事人才。当蔡锷等人在云南策划革命时，他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武昌起义后，蔡锷亲自护送他离开云南，礼遇有加。后来他虽短暂出任袁世凯政府的政治会议议长，甚至当过一周的国务总理，但终究安然退隐，1925年在上海病逝。
随着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北洋军阀割据的序幕拉开，这些曾叱咤风云的总督大多被历史洪流吞没。唯余赵尔巽主持编修的《清史稿》，成为这个群体留给后世的最后背影，一部由亡国之臣书写的王朝挽歌。
仓皇辞庙与海上惊魂
与其他总督相比，两江总督张人骏的逃亡经历堪称惊心动魄。南京作为南方重镇，革命风暴来得尤为猛烈。当城内新军倒戈、革命军兵临城下时，这位年过六旬的总督表现出了惊人的求生欲。
他顾不上体面，在部将张勋（没错，就是后来搞复辟的那位辫帅）的掩护下，仓皇逃出总督府。更戏剧性的是，为了躲避追捕，他竟藏身于箩筐之中，由人抬着混出城去。
最终，他搭上日本军舰“秋津洲”号，一路逃到了上海租界。在那里，他过起了不问世事的寓公生活，直到1927年去世。这位曾主政两江的封疆大吏，其谢幕方式充满了狼狈与讽刺。
而接替端方担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处境则微妙得多。作为袁世凯的老部下，他既不愿为清廷殉葬，又对袁世凯的逼宫心怀不满。在溥仪退位诏书颁布后，他选择了相对体面的退出方式，辞职避居上海。
在租界的洋房里，他著书立说，整理《梦蕉亭杂记》，回忆其宦海生涯，算是为自己和前朝留下了一份见证。他活到了1948年，亲眼见证了又一个王朝的终结，其心态恐怕更为复杂难言。
血溅资州路
在所有末代总督的结局中，端方之死最具悲剧色彩和象征意义。这位被誉为“开明大吏”、曾大力倡导新式教育、推动宪政改革的重臣，命运却对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1911年，他受命督办粤汉、川汉铁路事宜，并署理四川总督，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然而，历史的车轮已无情碾过清王朝。
当他率湖北新军一部入川行至资州（今四川资中）时，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来。随行的湖北新军士兵闻讯后军心浮动，革命情绪高涨。11月27日，一场兵变爆发，端方和他的弟弟端锦被愤怒的士兵扣押。
尽管端方试图以自己曾善待湖北籍士兵、资助新学等理由辩解，甚至声称自己本是汉人（他本姓陶，祖上是投靠满清的汉军旗人），但这一切在革命的怒火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最终，兄弟二人被乱兵所杀，头颅被割下装入浸满煤油的木盒中送回武昌示众。这位曾积极拥抱新事物、努力调和满汉矛盾的改革派总督，最终却以最惨烈的方式，成了旧时代覆灭的祭品。
乱世浮沉中的“识时务者”与善终者
在风云激荡的岁月里，并非所有总督都走向了极端或悲剧。闽浙总督松寿殉国后，其继任者实际上并未到位，但我们可以再看看另一位结局相对平顺的总督，两江总督周馥（在张人骏之前任职，且其任期跨越了清末民初的过渡期）。
周馥的经历体现了另一种“识时务”。他本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能力出众。清朝灭亡后，他没有像张勋那样执着复辟，也没有像张鸣岐那样投机钻营。
他选择彻底淡出政坛，回到家乡安徽，专注于地方公益和著书立说。他出资兴办学校、疏浚河道、赈济灾民，并整理出版了《周悫慎公全集》。
这位在宦海沉浮数十年的老人，以地方士绅的身份度过了相对平静的晚年，于1921年安然离世，享年85岁。在乱世中，这已是非常难得的善终。
背影远去，余音未绝
回望清朝覆灭之际九位封疆大吏（实际名单或有细微出入，但核心人物皆在）的归宿，如同一幅在时代洪流冲击下碎裂的众生图。
有以身殉国的悲壮（松寿），有投机反复的丑态（张鸣岐），有痴迷复辟的顽固（张勋、升允），有血染征途的惨烈（端方），有身败名裂的悲剧（赵尔丰），也有审时度势的转型（赵尔巽、张镇芳），和明哲保身的淡出（李经羲、周馥、陈夔龙），以及狼狈求生的仓皇（张人骏）。
他们曾是支撑庞大帝国的基石，掌握着数省军民大权，一言可决无数人生死。然而当帝国倾颓，他们个人的才能、品格、选择，在巨大的历史浪潮面前，显得如此渺小又如此关键，直接决定了各自截然不同的谢幕方式。
随着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北洋军阀割据的序幕正式拉开，新时代的舞台主角已经换人。这些前清的总督们，无论曾经多么显赫，大多迅速被边缘化，他们的名字和事迹逐渐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
唯有赵尔巽主持编修的《清史稿》，成为这个群体留给后世最显著的印记，一部由亡国之臣执笔，饱含复杂情感与立场的王朝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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