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54年9月的一天，上海市公安局召开了一个科长以上的干部大会。这个大会实际上是针对扬帆的批判大会。大会一开始，扬帆就作了自我检查，之后他被打发回家，不允许参加之后的会议。
在随后这场扬帆不在场的批判大会上，大家检举揭发他的主要问题是，上海解放后，他对一些反革命分子和特务分子该抓的不抓，该杀的不杀，说他包庇这些人，讲到后来，有的人就开始上纲上线，说扬帆这样做不是国民党的代理人，不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无法理解的。
当时，扬帆的爱人李琼也在场，听到这些话，她既感到紧张，又感到困惑。
会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把李琼叫到后台，严肃地对她说，“今天会上的事情，你一句也不许向扬帆传达，你要用党性来保证。同时，你这几天要注意扬帆的活动，如果有不正常的事情，你要立刻打电话告诉我。”
那是一个人性被蹂躏的年代。
回到家中，李琼因为忐忑，因为压力，产生了一些怀疑，她不安地问扬帆，“老扬，你是公安局长，你对党的政策比我要懂得多，我只是一般干部，但是，你心里真有话的话，我希望你找个人谈谈，像谭震林这样的同志，沟通沟通。”
李琼的怀疑，在那一刻刺痛了扬帆，他跳起来，愤怒地说，“连你也不相信我了？我告诉你，我该讲的都讲了，该说的都说了。如果有人认为我还有问题，哪怕十年、二十年，我都奉陪到底。”
表面的平静无声，有时候是最折磨人的。
此后的几个月，对扬帆而言，就是如此。
1954年的最后一天，已在家整整赋闲一年的扬帆，突然接到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打来的一个电话。接完这个电话，他便进屋，换上了外出才穿的灰色罩衫，妻子李琼不解，扬帆高兴地解释说，“许建国从北京回来了，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一趟，可能我的问题要解决了。”
这天晚上，扬帆出门的时候是兴冲冲的，他以为是好事，根本没想到与妻子道别，然而，这一走，竟然就是25年。
扬帆是带着警卫员坐汽车走的，没想到走了没多久，警卫员就回来了。他跑到李琼的房间，紧张不安地说，“首长出事了。”原来，汽车并没有把扬帆送到许建国家里，而是去了隔壁的岳阳路俱乐部。
听到这个消息，李琼非常焦虑，但毫无办法。晚上10点，警卫处长来到扬帆家里，对李琼说，“扬帆要到北京去开会，你准备一些衣服。这次开会可能时间比较长，春夏秋冬的衣服都要带一些。”李琼当场就明白了，扬帆不是被隔离审查就是被逮捕了。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955年的元旦，许建国把李琼叫到他家，严肃地说，“扬帆到北京去开会了，这件事你对任何人都要讲是开会，对家里人也是这样讲。你小孩子比较多，你要把孩子好好带好。”
意识到扬帆真的出事后，李琼苦思冥想，怎么也想不明白扬帆究竟有什么问题，耳畔始终回响着去年丈夫情绪激动时对她讲的话，“我该讲的都讲了，该说的都说了。如果有人认为我还有问题，哪怕十年，二十年，我都奉陪到底。”
事后看，他的这句话竟一语成谶。
2
扬帆被这样叫走后，音讯全无，家里人也不敢问。
四个月后，1955年4月，黄赤波找到李琼，他带来的消息就像晴天霹雳，“扬帆被逮捕了。”
紧接着，李琼就被叫到党校学习，审查她的人，铁青着脸，整天要她交代扬帆的问题。
她交代不出，日子越发地难过。
祸不单行，就在“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震动全国时，扬帆一家正在经历一场场生离死别。
扬帆被捕后，家里人一直瞒着扬帆的父母，担心老人家经不起这样的精神打击。一天，扬帆的老父亲忽然对孙女小殷说，“你妈妈说你爸爸去开会了，是骗我们的，他失踪了。”说完这话，没多久，老爷子就因高血压引发脑溢血，去世了。
扬帆的姐姐一直与扬帆一家同住，老父亲去世，弟弟失踪，姐姐的身体垮了，紧跟着因为肝硬化腹水也去世了。第二年，扬帆的老母亲也因为丈夫、女儿去世、儿子失踪，郁郁而终。
让李琼最难以承受的是1957年，年仅3岁的小儿子的死。一开始，她以为小儿子只是发烧，因为不敢请假，在家拖了三天，等到送去医院才知道是小儿麻痹。小儿子在医院对妈妈说，想吃橘子。李琼去买橘子，回来儿子就死了。
3
亲人的死去是悲伤，活着的境遇却是苦难。
杨帆被捕后，一家人因为戴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遭受着种种不公，承受着没有尽头的被侮辱与被伤害。
扬帆二女儿扬小舜，初中毕业后没有单位愿意接收，她去学校问，学校粗暴地告诉她，“你那个档案材料，从这个局扔到那个局，手工工业局出来又到纺织局，都不要你，没有人要你。”
小女儿扬小朝，在农村插队，让她最痛苦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伤人的话就会从她信任的人口中说出来。
一次，她一个要好的同学从上海探亲回来，当着众人的面说，我给你们讲一个上海正流行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潜伏特务的，名字叫《绿色的尸首》，你们知道这个潜伏特务是谁吗？就是公安局长扬帆，扬小朝的爸爸。大家听了，哄堂大笑。
扬帆的妻子李琼，承受的痛苦更加沉重。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