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

1948年11月，中共地下学委书记佘涤清对傅冬菊说了上述这番话。

没错，傅冬菊既是天津《大公报》记者，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更是“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的女儿。

1922年，傅冬菊出生于山西太原，当时傅作义正任职阎锡山部四团一营营长，母亲则随军住在太原。

由于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2傅冬菊倍受父母宠爱，她不仅长的可爱乖巧，而且也独立很有主见。

童年记忆中，傅冬菊总会看到父亲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偶尔在家闲着的时候，还会把自行车擦得锃亮，这一切都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然而，由于傅作义南征北战很少有时间和家人在一起，所以傅冬菊的教育问题就由母亲来担当了。

傅冬菊的母亲张金强是大家闺秀，她对子女的教育是严格而不严厉，疼爱而不溺爱，使得孩子们对她既尊重又敬畏，傅冬菊也由此得到了良好的学习教育。

1936年日寇的铁蹄开始践踏山西境地，冬菊随母亲离开太原，辗转多地去了西安，最后就读于西安铭贤中学。

可是后来日本飞机又不断轰炸西安，傅冬菊再次随同母亲弟弟妹妹迁到重庆大后方，在那里读了高中，并且于1941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攻读英语专业。

值得一提的是，傅冬菊虽然是女孩子，但她进步思想，并且选择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由于当时日寇的狂轰滥炸，傅冬菊亲眼目睹西安老百姓的凄惨情景，她忍不住写信告诉了正在前方抗日的父亲，傅作义正在指挥顾不上回信，就让秘书回信，让女儿她们转移到四川大后方重庆。

然而重庆也不安全，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寇，许多爱国人士都纷纷联合起来呼吁抗日救国，这给傅冬菊很大的震撼。

彼时，傅冬菊已长成为一个颇有志向的青年，她忧国忧民，不仅投身到爱国救亡运动中，而且经常给报社投稿，写文章宣传抗日，用赚取的稿费贴补家里的生活费用。

由于抗战期间颠沛流离，老百姓的日子都不好过，傅冬菊就带着弟弟妹妹上山打柴挖野菜，自己缝补衣服、袜子，尽管生活清贫，但也让她变得越来越坚强。

此外，追求进步思想的傅冬菊，也参加了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进步组织“号角社”，并且受过周总理的接见。

据说当时周总理知道傅冬菊是傅作义的女儿非常高兴，还和她推心置腹的交流了很长时间。对此，更使她认清了形势，认识到共产党是积极主张抗日的是进步的党派，并且在考入西南联大后也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

就这样，随着傅冬菊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她决定凭借微薄之力为国家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当然，鉴于国内环境的复杂性和险恶性，傅作义也是非常担忧，因为他隐约感觉到女儿很可能受了共产党的影响，所以有些话也不好明说，就劝她出国深造。可傅冬菊自有想法，还是希望走自己的路，父亲也不再勉强了。

日本投降后，傅冬菊随与家人一起回到西安。这时大学毕业的她就给天津《大公报》投稿，附上一封求职信，说明自己愿意从事新闻工作，最终得偿所愿当上了一名记者。

要知道，那时记者是十分令人艳羡的职业，尤其女记者更是引人注目，可以结交社会上一些达官显贵、富豪名士。

然而傅冬菊却非常厌恶这种无聊的应酬，于是她就选择了副刊编辑工作，可以少抛头露面给自己带来麻烦。

1947年，倾向进步的傅冬菊在南方局共产党员王汉冰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接受到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策反”父亲傅作义

其实傅作义在抗战胜利以后，非常寄希望于国家能够和平建设，但由于在老蒋阵营从事也身不由己，不得不卷入到风起云涌的内战中“以尽职责”。

不过有时候傅冬菊发现父亲在认真阅读毛主席的一些文章，而且用红蓝铅笔圈出许多地方，于是她明白了父亲其实是在审时度势，正考虑自己的未来道路如何走。

傅冬菊决定旁敲侧击试探一下父亲。

“爸爸，还是不要再打内战的好。”

“不是我愿意打内战啊，曾经七次提出辞呈也未获批准，作为军人，我能不服从命令吗？”

其实对于女儿，傅作义知道她思想进步，但至于是不是共产党员还判断不准，所以也不能多说什么，但傅冬菊通过父亲的话语，知道他不是主观想愿意打内战，由此心中有数了。

不过傅作义为了谨慎起见，还是吩咐贴身警卫：“我女儿来的时候，你把桌上的文件都收拾好，别让她随便乱动。”

1948年，傅作义担任了“华北剿匪总司令”，傅冬菊感到父亲的处境已经艰难，但仗也必须要打了，所以她非常理解父亲矛盾的心情。

其实彼时的傅作义确实在思想动摇，尤其那时的他，身边除了工作人员以外，没有一个亲人在，所以就把女儿叫到身边，经常聊天叙家常。

而傅冬菊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与父亲进行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劝说，直到傅作义有了和平解决问题的愿望。

1948年11月中旬，傅作义写了密电函交由冬菊，让他通过中共地下组织，设法交给中共中央，表明自己希望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态度。

然而谁知电函发出去以后没有一点结果，傅作义有点着急，就派人出城与中共联系，最终经过三次谈判达成了和平协议，实现了北平和平解放。

由此可见，在整个过程中，傅冬菊为北平的和平起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就是一位大功臣。

其实傅冬菊非常了解父亲，她知道，父亲虽然在为实现北平和平的问题上遇到过种种困难和曲折，但心愿一直是正义的，那就是只要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就会坚定的走光明道路。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傅冬菊回到天津，后来《大公报》停刊，她又随二野刘邓大军南下，成了一名战地记者。

1952年，已经30岁的傅冬与新华社记者周明结婚，婚后有了三个女儿，一家人生活的幸福美满其乐融融。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傅冬菊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长达12年之久，后去美国生活了两年。

2007年，一生低调的傅冬菊老人在北京医院悄然离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