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15日，北京西山疗养院】 “老李，你那张打谅山的照片，现在还压得那些越南专家抬不起头呢！”老战友的半句玩笑，把李永安从回忆里拉了出来。桌上热气腾腾的茶水，挡不住那股硝烟味在他脑子里翻涌——三十年前，他正是扛着相机、踩着弹坑，把镜头对准越南战场。

1979年2月17日凌晨，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打响。55军163师政治部里，新晋摄影干事李永安往桌上一拍请战书，墨迹未干。主任犹豫：“你只是搞宣传。”李永安顶了回去：“摄影干事如果只会在后方合影，那叫摆拍，不叫战地记录。”一句较真，把他送上了南疆。

2月下旬，163师强渡奇穷河。战位靠前的狙击手刚换弹匣，一发105炮弹在河滩炸开，冲击波把李永安掀进水里。镜头进水报废，他干脆拆开干燥，用军大衣包着相机壳烘烤。夜里低温只有八度，烤得他手心发泡，可第二天一早又跟着突击队钻进芭蕉林，理直气壮：“胶卷没湿透，能拍。”

20世纪70年代末，我军还在大量沿用二战风格的光学器材。尼康F2是宝贝疙瘩，配给前线的不足十台。李永安领到一台国产红梅120旁轴，快门最高1/250秒，下雨时根本对不上焦。可他宁肯多跑几步，也要蹲在最危险的角度捕捉特写。有意思的是，他常把装相机的帆布包丢在壕沟口，而把胶卷塞进胸衣，“子弹穿了机身不要紧，底片丢了就白干”。

3月1日清晨，谅山外围，尖刀连穿过雷场。李永安被震飞，后脑勺嗡嗡作响，钢盔被子弹擦出一道凹痕。卫生员要拖他去救护所，他手一挥：“我眼睛没花，腿还能走。”当天夜里，他趴在残垣上连拍17张夜攻长曝光，枪口火舌像一簇簇火树，冲锋号声却在取景框外炸裂。底片冲洗出来，颗粒粗到肉眼可见，军史研究室却认定那是“最真实的火线声画”。

3月3日午后，他随工兵排处理越军撤退后布下的反坦克雷。排长提醒：“相机别紧贴钢梁，震波容易毁卷。”李永安点头，接着就犯了险。脚下一声闷响，半埋的跳雷被顶起。他急喊：“趴下！”几个人贴地不动，排雷手徒手拧断压发管，虚惊一场。李永安回忆：“那颗雷爆了，我拍照的人就成了照片里的对象。”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3月4日奇穷河东岸。午后九点，163师抢占铁路桥，越军4挺重机枪封锁桥面。火网前沿，李永安选了个被炮弹削成凹槽的桥墩作掩体，镜头越过弹孔，连拍工兵铺设浮桥的全过程。十几分钟后，越军侧翼火力点被歼，师部无线电叮嘱部队继续前推。趁火势虽大却稍显间歇，他弯腰狂奔二十多米，又把镜头对准了最前沿冲锋的三连。那一卷底片洗出15张可用，后来被命名为“奇穷河铁血组照”。

同日十时许，谅山市政府楼前的台阶静悄悄。先头分队插上我军旗帜，守卫的两名战士用枪托敲掉门楣残砖，李永安灵机一动：“靠右一点！”快门刚按下，远处山坳里几声零星的枪响。谁都没想到，这张《攻克谅山》会直接登上3月5日的新华社通稿。

消息一出，河内方面当日召开记者会还嘴硬，称中越双方在谅山外围交火。我外交部把照片推到各国媒体面前，一座写着“越南谅山省政府”的建筑、加上一面猎猎作响的红旗，任何外交辞令都瞬间失色。许世友司令在南宁作战室里放下望远镜，随口一句：“这小子给我军立了头功！”司令部随即提议给李永安记一等功。

战后清点，李永安共拍摄200余张负片。6张经新华社发往全球，30余张进军博档案柜。他自己最满意的却是那张并未公开的侧影：一个战士背对镜头趴在桥栏上，肩胛骨透过汗衫显出尖锐棱角，背景里弹孔像一排黑色星辰。李永安说：“那才是战争的本色——孤独、倔强。”

1980年春，军博办“南疆影像回顾展”。一位上将抬头看《攻克谅山》足足五分钟，然后感慨：“如果当年在朝鲜也能把最关键的瞬间拍下来，美军想翻供就难了。”李永安站在隐蔽角落，听得心里发酸——他没参加过抗美援朝，但他懂拍照对舆论战的价值。

退役后李永安回到地方报社。有人问他为什么从不谈“战争创伤”。他晃晃左臂上那条淡淡的石渣疤痕：“疼是附带，照片才是目的。”多年后数字影像替代胶卷，他却仍用老相机，理由简单：“快门声像步枪拉机柄，听着踏实。”

2009年的纪念活动，他在展厅里重看当年的底片。灯光打在玻璃柜上，照片边缘泛黄，颗粒粗糙得能数出斑点。“后悔吗？”记者贴着话筒追问。他没直接回答，只把镜头盖扣好，笑了笑：“我那时要是犹豫一秒，浮桥就少了一张证据。有人用子弹证明勇气，我用胶片证明胜利——值。”

那些影像被扫描进数字库，研究者能随时放大每一寸细节。可李永安更在意暗格里的原片，因为那上面留着手汗、血迹，还有火药味。放下照片，他抖抖灰白眉毛，低声嘟囔：“早知道镜头能让敌人投鼠忌器，当年就多带几卷胶卷。”旁人听来像玩笑，他却是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