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得知王化贞惨败，熊廷弼既没有北上救援，也没有选择依坚城组织防御，而是下令放弃关外、全员退守山海关。这一决断也成为他被“传首九边”的主要原因，那么熊廷弼他自己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满城（广宁）之官民半晌俱奔，业已无可救援者，不如移师防西人护民行也，而臣犹以为未可。然而所随五千人马不得食已两日矣，见广宁军民纷然西走，皆蠢蠢欲动，诸将恐其变，复请臣行，臣犹对胡、韩两道叱拒之，意欲过夜始行。亟命两道亲出行营，多方抚慰，而两道见兵心动，不肯留，乃反命曰：可行矣，而臣始行。
《封疆已失疏》

熊廷弼最初给朝廷的理由有二：其一，广宁城已民心大乱、留守的官军也四散奔逃，自己带兵赶过去也难组织防御；其二，他麾下将兵听闻惨败后都不愿意前往广宁，强驱军队搞不好会诱发兵变。

如果说救援广宁已经是事不可为，朝廷和天启大概率还是能理解和接受的。但是其后放弃朝廷耗费巨资修建的四十余座堡垒直接跑回山海关，就不是广宁人心已去可以解释的了。

熊廷弼退回山海关后，自己也清楚朝廷和皇帝难以接受弃土行为。

比如他在答复兵部命他出关复土旨令的《出关严旨疏》里直接挑明了说，友人（叶向高）早已书信暗示他出关，“子必出关，不出必死”。但他答复是宁愿背锅也不出关，原因是这样更利国家，“臣今日若为一身苟免冤枉之诛，则出关一着何烦拟议。若为国家深图万安之计，而出关两字更须商量”。

如要臣出关与抚臣（辽东巡抚王化贞）守中前、前屯，则听视师枢臣（兵部尚书张鹤鸣）之与抚臣同心共意者共守之，而请皇上速逮臣，以快众愤 ……
《出关严旨疏》

除此之外熊廷弼还表示，与其逼他出关，还不如命张鹤鸣（此时在山海关视师）出关与王化贞合作共守。他这么说，一是“内涵”张鹤鸣偏向王化贞导致自己被架空，二是表明自己不认为放弃关外是错误决定。

那么熊廷弼为何执着于放弃整个关外呢？这都要从他的“三方布置”说起。

天启元年六月，刚被朝廷起复返京的熊廷弼上呈了平辽方略。鉴于明军野战难敌女真，河东（辽阳、沈阳）基地也已陷落。熊廷弼主张以“奇兵”牵制女真主力，然后明军再从另一方向急袭建州腹地，让敌首尾不能顾，最终一战定乾坤 ……

在他最初的谋划里，王化贞的作用是充当“奇兵”。王化贞应当依托右屯、锦州一线的堡垒固守，牵制住女真主力。而明廷则在登莱、天津两地集结训练精锐，待时机成熟则从海路直插辽东腹地南卫，进而攻略辽阳、赫图阿拉（女真都城），即“三方布置”。

朝廷在委任熊廷弼为辽东经略时一并认可了这个方案，“于是议登莱、天津并设抚、镇。山海适中之地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以一事权”，熊廷弼则牢牢记住这点。

所以熊廷弼非常反感王化贞派遣毛文龙到女真后方开辟游击区，他觉得这样会迫使女真在后方保留一定数量的军队，不利于他的计划。

更让熊廷弼愤懑的是，履任后他发现被朝廷首肯的“三方布置”无法执行了。因为王化贞“不听”他的话，而且朝廷也越来越倾向于王化贞。

首先，辽东经略虽然在名义上是辽东巡抚的上级，但是明朝管理封疆的制度，又让这两个职位均直属兵部，所以他们又谁都奈何不了谁（比如熊廷弼如果想命令王化贞行事，需要通过兵部请旨方行）。

其次，王化贞比他能“画饼”。

毛文龙获取“镇江大捷”后，王化贞的官声进一步高涨。随后他就喊出了“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的口号（王化贞觉得还能召集十几万蒙古援军），这可比熊廷弼的“需用兵十八万”少多了。

用兵少则意味省粮草、省军饷，对于饱受财政拮据之苦的明廷和天启，这可是无法拒绝的诱惑。因此明廷开始倾向于支持王化贞的平推战略，兵力、物资等也更多地向广宁集结。原本的“奇兵”成了正路，熊廷弼不仅沦为光杆，他的三方布置也等若于中止。

所以从熊廷弼的视角来看，“广宁惨败”和放弃关外，无论是对他、还是对明廷都可以说是一种利好。

第一，没有了王化贞的掣肘，他的三方布置可以推行了。第二，退守山海关，更能强化“奇兵”的效果。因为后金如果来攻，只会更加远离他们的后方，也能让明军更从容地突袭催毁后金的大本营。

今者，河东千里已为他人所有，地广兵增粮足，难自广宁一道进。从古隋、唐征辽东，皆从莱州过师 … 海上督舟师，乘虚入南卫，以风声下辽。而动其人心，辽阳庶可复也。
《性气先生传》

第三，在山海关组织防御比在广宁一线更省钱。别的不说，光是缩短几百公里后勤运输线，就能省下不菲的粮草运输成本。

至于弃土在熊廷弼眼里就更不是问题了。攻伐大略何需在意一城一地之得失，孙子云“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只要最终能剿平女真，不仅这次放弃的河西，之前因败而丢的河东也全都可以夺回。

因此熊廷弼向朝廷解释不愿意出关的原因时，就再次强调他一开始的本意就是待登莱、天津兵马船只齐备后，再通知广宁一起行动。结果兵部和朝堂只专注广宁，破坏了原本的谋划，“今庙堂精神专注广宁，业已打破‘登津参随各道，沮坏三方’之原议”。

换句话说广宁惨败责任不在他熊廷弼，他决定弃土也不过是为了重新盘活“三方布置”的规划。

只是熊廷弼考虑的是军事谋划，而明廷和天启在意的则是政治正确。堂堂天朝岂可不战而退？封疆大吏岂可不请皇命而事事自专，长此以往岂不是要谋大逆？

最终九卿会审的结论是故意弃土，“使广宁告急之日，廷弼肯仗义誓师，或卷甲疾趋广宁，提一剑以勘祸乱，或坚垒固守右屯，收余烬以图恢复 … 嗟乎，封疆大臣破坏封疆，国有定律，百口何辞”。天启给熊廷弼的判定则为，“心怀不轨，辱国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