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莫斯科一家医院里，中国共产党党员陈修良诞下女婴，取名“于飞”。
这个看似充满诗意的名字背后，却预示着她动荡人生的开端——父母因革命工作需要，在她不满周岁时便奉命回国。
仅仅几个月大的她被送进第三国际索科尼基区孤儿院，从此与父母隔绝二十余载。
在孤儿院门口日复一日的等待中，三岁的于飞某日突然冲向一位佩戴军刀的高大军官，用稚嫩俄语呼喊“爸爸”。
这位苏联布尔什维克成员鲍斯特列姆，怀抱这个素不相识的中国女孩，决定收养她。
收养并未带来童话。鲍斯特列姆的妻子对黄皮肤的于飞充满敌意，幼小的她沦为家庭奴役对象。
“养母对于飞非打即骂，奴役她干各种粗活、脏活，有一次甚至打断了于飞的肋骨”。
校园同样残酷。于飞的俄语成绩始终被压制——即便考卷完美，教师仍以“中国人俄语拿满分会让俄罗斯人不满”为由扣分。
一次霸凌事件中，她愤然抡起板凳砸向挑衅者，鲜血染红了歧视的围墙。
战争淬炼了她的韧性。15岁那年卫国战争爆发，少女于飞穿梭于枪林弹雨中，为前线士兵运送弹药，将伤员背出战地医院。
在炮火间隙，她走进教堂聆听圣诗，在诗歌朗诵中寻找灵魂庇护所。
一次朗诵会上，当于飞用诗句倾诉流离身世时，观众席中一位身着元帅制服的身影为她鼓掌——斯大林竟三次聆听过这个中国孤儿的朗诵。
战争与艺术的双重淬炼，锻造出她未来穿越文化边界的利器。
1955年，26岁的于飞接到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邀约。
会面揭开了身世之谜：母亲陈修良是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父亲沙文汉是浙江省省长。
张闻天描绘的母亲形象光辉夺目——这位潜伏南京的“女特工”曾策动国民党空军、海军乃至首都警卫部队起义。
真相的阴影部分逐渐显现。生父实为余飞，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1927年，余飞对刚经历婚姻挫折的陈修良展开追求，却隐瞒了安徽老家的妻儿。
1930年回国后，他不仅秘密接来发妻，更在次年被捕后叛变革命，甚至供出陈修良住址企图诱降。
叛徒父亲最终在1955年锒铛入狱，病逝牢中。而于飞在获知身世后，立即踏上归国之路。
当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母亲陈修良捧着一套中式服装迎接她：“穿上祖国的衣服吧”——这句朴素告白，让离散27年的泪水决堤而出。
踏上故土，父亲沙文汉为女儿更名“沙安之”，取意“既来之，则安之”。
凭借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经历及副博士学位，她进入国际广播电台，负责培训俄语播音员。
语言天赋在此绽放，毛泽东诗词、老舍小说经她译笔流入俄语世界。
安稳短暂如泡影。文革风暴席卷时，苏联背景成为原罪。
1964年，为表忠诚，她主动放弃苏联国籍申请归化中国。
这个决定使她坠入长达14年的无国籍深渊——没有护照，没有身份，只有政治审查的阴云笼罩。
“那是最寒冷的冬天”，她晚年回忆这段身份真空期时比喻道。
直到1978年，邓小平亲自过问，她才终于领到印着国徽的深红护照。
当指尖触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字样时，54岁的她蹲在外事办公室走廊失声痛哭。
政治风暴未能摧毁她的精神世界。
调任湖南师范大学后，她编纂的《俄汉成语大辞典》成为学界圭臬，千万字译著筑起中俄文化交流的桥梁。
当暮年视力几近消失时，她仍以指尖触摸稿纸，完成《唐诗三百首》俄译——那些方块字镌刻的月光与孤帆，经由她流入伏尔加河。
2016年冬，北京俄语学界颁奖典礼上，87岁的她接过“中国俄语教育杰出贡献奖”。
奖牌重若千钧，致敬她穿越战火与政治狂飙仍不灭的文化坚守。
讲台下坐着她的学生劳止定。
1963年，他初入湖南师大时，讲台上的沙安之“眼中映着莫斯科的星光与岳麓山的晨雾”。
六十载师生情谊里，他见证老师用米厂麻布袋绣出俄罗斯地毯，见证她在湘江中创造“静漂王”奇迹——80岁高龄静卧水面一小时，如一片安详的秋叶。
2023年7月26日，长沙细雨绵绵。94岁的沙安之在病榻上阖目，最终安眠于给予她国籍的国度。
书桌留存着未竟的手稿，泛黄纸页间夹着三张珍贵照片：斯大林聆听朗诵的剧院、与周恩来伏罗希洛夫的合影、湘江静漂夺冠的瞬间。
女儿张蕾芳整理遗物时，在母亲日记本扉页发现一行小字：“我毕生都在翻译自己——从莫斯科孤儿到中国教授，每个身份都是暂居的驿站”。
这句话道尽她穿越血缘迷局、政治风暴与身份困境的终极答案：当外在归属被时代撕扯，唯有在词语的方舟中建构精神家园。
沙安之晚年最爱坐在湘江畔观水。2016年荣获“中国俄语教育杰出贡献奖”后，有记者问及此生遗憾，她指着江心静漂的身影笑而不答。
水面上的老人如一片秋叶般安稳——无国籍的漂泊者最终在语言中锚定了存在。
她去世后，学生在遗物中发现三张并置的照片：斯大林聆听朗诵的莫斯科剧院、与周恩来并肩的外交场合、湘江静漂夺冠的瞬间。三重时空在此交汇，拼贴出她穿越国界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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