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得有点晚，今天还是赶路的一天。上午转了满洲里套娃广场、国门景区，然后直奔呼伦湖成吉思汗拴马桩，听闻8月20日以后拴马桩就要封闭了，所以好好逛了下；下午三点半才出发前往阿尔山市区，晚上9点多才到，入夜后漆黑一片，只有双向单车道，对向很多大货车，搞得有点紧张。
所以9点多到了以后，休息了下才缓过来。但不能请假，所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前两天已经放松了，连续三天手都要生了。
今天在满洲里逛的时候，跟一起的朋友聊到他专业领域的事情，这位朋友从事文艺工作，对当前文艺界存在的“唯西方至上”感到非常失望，更想以自身努力尝试有所改变。国内文艺领域年轻一代出现的比较严重的人才匮乏问题，少数专业能力强的，又往往陷入西方理念中。
这一点，小镇也非常感慨，不过小镇关注的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的“唯西方化”，最典型的就是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最核心的应该是研究问题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死记硬背的结论，因为任何理论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环境背景之下，脱离原始的背景，就必须进行充分的改造。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典型。但现在国内多数研究经济学的，陷入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拿根本不适应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结论硬套，只要中国实际与这些理论不符，就非说中国实际不对，这不就成了“削足适履”？
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也有，典型代表是林毅夫，他在深入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脱离了西方经济学的束缚，基于中国的实际进行全新的探索，总结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并指导中国实践。
但如林毅夫这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太少了，很多学习西方经济学，甚至连西方经济学本身都没有学好，理论认知停留在西方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比如小镇曾经批判的市场派那帮人，嘴里天天说的还是一百多年前的东西，在西方已经迭代好几轮了。
而且现在的西方经济学也已经有些陷入死胡同，研究的重点是方法，而不是解决实际问题。可是如果经济学不去解决实际问题，那还是经济学吗？
一起自驾游的这位朋友说，文艺领域的这一问题，比经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还要严重，特别需要如林毅夫这样的人才，把西方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他以作曲领域为例进行了阐述。
目前国内作曲领域最核心的一代人，把西方“无调性”视为绝对真理，所谓“无调性”就是消解传统调式的功能，作曲创作中不设调号，而是自由地运用音阶，刻意避免传统结构。
这说得有些拗口，不过好在小镇也不懂作曲，所以这位朋友非常简洁的概括：所谓“无调性”就是“没有调”，传统作曲会追求好听，作曲家就需要预设一个美妙的旋律，这个旋律进行不断的重复和变化，这种重复就是“好听”的关键。
而“无调性作曲”，就是要去中心化，甚至刻意让人觉得不和谐、不好听，甚至觉得是噪声，这在西方作曲界反而才是最流行的。从20世纪初开始形成，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整个西方作曲界已经被“无调性”统治，所以听大众交响乐就会发现，弹奏的都是比较老的西方音乐，很少有近几十年的作品。
因为在“无调性”统治下创作的乐曲，真的不受大众欢迎，但小圈子内非常认可。这个小圈子门槛非常高，一般硕士毕业且有一定音乐基础的，在大众里面已经算是精英了，但也很难发自内心地接受，于是这种“无调性”就成了小众的小众、精英的精英。
这跟毛主席、总书记要求文艺创作以人民为中心是背离的。
“无调性”作曲，听起来很美好，目的是打破束缚，其思想根源是尼采在19世纪后期大喊“上帝已死”，西方过去认可的传统被颠覆了，艺术也要在废墟之中重建新建筑，于是就有了“无调性”，试图否定西方一切传统规矩。
但折腾了一百多年，毫无成果，这并不奇怪。
因为“无调性”主张去中心化、无规矩，但要想在废墟中重建新建筑，那么一切新建筑一定有一个中心、一定有一套规矩，这就跟“无调性”的根本主张彻底矛盾。
这也导致了国内作曲界，青年一代的人才断档和匮乏。这位朋友挨着数了下全国中青年作曲家，能够达到一定能力水平的，不超过10位，而其中能够开始摆脱西方“无调性”影响的，更是少之又少，今年进入第十八届文华奖终评提名名单的，只有一个交响乐候选。
但西方作曲界已经习惯了这套玩法，老师就是这么教徒弟，徒弟想要出头，就必须按这一套去学习、创作，自然就陷入了死循环。
这也极大影响到国内。目前国内作曲界，60、70后两代非常崇拜西方的“无调性”理念，也是这么教学生的，优秀学生出国学的也是这一套，回国后自然想要复刻这一套，但就遭遇了水土不服。
“无调性”的前提是颠覆传统，这是西方已经发生了的。尤其美国冷战时期为应对苏联的挑战，持续削弱西方社会的组织性，把西方民众变成原子化，过度强调个性绝对自由，发展到后期，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苏联解体后，根本收不住，于是西方进入了后现代，就连性别都搞出来一百多个。
这种原子化社会，是资本最喜欢的。
但中国仍然坚持传统。虽然近些年民族传统也遭到一些来自西方思想的冲击，但核心还是保留了，最根本的就是集体主义和自我超越，也就是个体需要融入集体，从而实现个人生命的升华。
比如电影《流浪地球2》，当全人类面临生死存亡危急的时候，中国人就是能够坦然地喊出“50岁以上出列”，这在习惯了集体主义的中国人看来，为全人类而死，这是何等的荣耀。
但在习惯了西方思想的人看来，就会觉得这是集体对个体的暴政，认为哪怕全人类都去死、自己也活不了，也不能以全人类的名义逼个人去死。
有的还会拿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解释，说马斯洛提出了五层需求，最高一级是“自我实现”，认为个体才是最根本、最本质的。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马斯洛在晚年，有了新的思考，认为人类的需求应该是六层，在第五层“自我实现”之上，还有第六层“自我超越”，只是马斯洛晚年已经来不及更新理论了。
马斯洛1970年去世，当时的环境下，马斯洛也很难去阐述集体主义精神。
这第六层的“自我超越”，就很接近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一滴水如果不想干涸，那么最佳的方式就是融入大海。
现在也有人认为，西方目前正在进行的“无调性”等后现代思潮，是“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前奏，这种说法根本不成立。
西方崛起，确实是从文艺开始的，通过“文艺复兴”把西方人从宗教教条中解放出来，在此基础上文艺启发了工业革命。但注意是“文艺复兴”不是“文艺发明”，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建立在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发掘基础上，是弘扬西方一千多年前的传统文化，是有章程、有规矩的。
而现在的后现代，把一切传统都要推翻掉，试图无中生有，凭空发明一套体系，甚至因为严重脱离大众和社会，成了精英中的精英搞的小圈子，这就更失去了根基。
本质上讲，这就跟指望猴子随机敲键盘，敲出来莎士比亚一样。无数的猴子在无数岁月的积累下，的确有可能，但是现实中概率有多大呢？何况也没有无数的猴子，能够被西方后现代思潮认可的所谓“精英”，才几个呢？
小镇觉得，从对西方祛魅的角度，可以把中国各个领域的实践大致分为三层。
一是科研、制造、实业、社会治理等现实的、物质的领域。
这一领域，有非常客观的标准，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哪怕社会治理，也有很客观的指标进行衡量，比如人均预期寿命、社会治安水平、消除绝对贫穷等等。因此，这些领域，也是最早实现对西方祛魅的，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二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以经济学、社会学、新闻学等为代表。
这一部分，目前进展有限，国家也特别重视，提出“建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小镇之前也分析了，难度非常大。有两大核心主题至今无法从理论角度进行解释：中国为什么创造了经济奇迹？为什么中国能够实现几十年无大错的有效决策？
目前已经看到了一些好的变化。比如曾经主张政府应该坚决退出市场经济的市场派，现在竟然开始说市场已经失灵，呼吁政府采取行政强制手段进行干预。
随着中国科技、经济、产业进一步升级，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实现自主化，已经是确定的事情。
三是文化领域，也是最难的。
目前大多数从业者，还是搞精英化、西方化那一套。总书记曾经强调“四个自信”，也就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还指出“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一方面也是目前短板最大的。
现在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个结合”，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指向的重点之一就是文化领域。
说得直接点，就是要创作大众喜欢的作品。
小镇之前在《》拿三部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电影进行了对比。
1950年生的张导执导的《金陵十三钗》，是一部带着封建气息的典型好莱坞式超级英雄电影；1971年生的陆导执导的《南京！南京！》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电影。这都是“精英电影”，自然大众看起来，总觉得有些别扭。
而1986年的申奥导演执导的《南京照相馆》，则是“大众电影”，这才是人民喜欢的、大众喜欢的，也是毛主席、总书记对文艺创作者的期待。
现在西方已经掉进了个性化、反传统、去中心化的后现代深渊，已经积重难返、无法自拔了。
中国当然也要搞现代性，但决不能跟着西方一起掉进坑里，而是要基于中国的传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不是闭门造车，而要深入学习西方的经验和方法，只是必须活用，不能陷入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反复批判的错误做法。
尤其是：中国不是西方，希望人人如龙，希望民众更加团结；而被资本掌控的西方，总想让民众更加原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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