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48年夏天，北京，天气闷热，医院的窗外传来断断续续的蝉鸣。
一间简陋病房里，朱自清躺在床上，眼窝深陷，脸色苍白。
他的胃病已经拖了很久，医生说得很清楚——必须吃点细粮，不然就危险了。
可他摇了摇头，声音很轻，几乎听不见：“不吃。”
那会儿，清华大学送来一份声明，是拒绝接受美援物资的联名信。
吴晗带着那张纸亲自上门，心里其实挺为难的。
他知道朱自清家的情况——八个孩子，病重的身体，家里连米都快断了。
“你要是真不方便，就别签了。”吴晗压低声音，“没人会怪你。”
朱自清没说话。
他让妻子陈竹隐扶着他坐起来，拿过笔，在那张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字迹不太稳，可每一笔都很清楚。
这事儿说出来，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为了不吃一口面粉，至于吗？
可那不是普通的面粉。
那是美国给国民政府的救济粮，是被拿来“拉拢”知识分子的。
谁都知道，这口粮吃下去，嘴里是面，心里却是债。
那时候的朱自清，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写《背影》的青年教师了。
他看过太多事，也吃过太多苦。
他知道，有些东西不能换。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他就吃过一次大亏。
31岁那年，妻子武钟谦去世，肺病，走得很快。
留下五个孩子，最小才三岁半。
朱自清那时候在清华教书，白天讲课，晚上回家哄孩子睡觉。
家里请不起人，孩子哭了他抱，饭凉了他热，衣服破了自己缝。
压得喘不过气，可他没说过一句抱怨。
就靠着那点工资，硬是把孩子们一个个拉扯大。
后来朋友看不过去，给他介绍了一个四川女孩，叫陈竹隐，教养好，读过书，脾气温和。
陈竹隐见他的时候，正是他最狼狈的时刻，但她没退，反倒主动提出要帮他带孩子。
“我是真的喜欢你，不是可怜你。”她对朱自清说，“孩子也是命，我不怕。”
那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后来两人成了亲，又有了三个孩子。
家里一下子变成了十口人。
日子虽然紧，但过得也还算平稳。
再往后就是抗战了。
北大、清华、南开合并成西南联大，他带着一家人辗转到昆明，做中文系主任。
那个时候，生活已经相当艰难，通货膨胀严重，四百块工资能买的东西越来越少。
别说细粮，有时候连粗粮都吃不上。
朱自清本来就有胃病，那会儿更糟。
医生说他必须要吃点精细的东西，至少米饭要是新米，面也得是白面。
可他不肯花高价去黑市买。
别人劝他：“你是教授，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他就笑笑，什么也不说。
其实他不是不知道自己身体的问题。
他太清楚了。
可他说：“我不能让孩子们看见，我为了活命去换东西。”
1948年，美国通过对华援助法案，向国民政府输送大批物资，面粉就是其中之一。
有采购证的人，能以极低的价格买到。
但前提是你得“姿态正确”。
清华那一批老师，几乎都在讨论这事儿。
最后决定起草一个声明，公开拒绝接受美援。
这事儿不小，签了就意味着立场明确。
谁要是签了，就不该再拿一口救济粮。
朱自清签了。
陈竹隐后来回忆，说他临终前还反复叮嘱：“孩子们再苦，也不能吃那口面。”
那年8月12日，朱自清在北大医院去世，年仅50岁。
死因是胃穿孔，病情恶化。
送葬那天，下了点小雨，清华的师生来了不少人。
有人说他太倔，也有人说他太傻。
可那张签名的纸条，后来一直被锁在清华档案室的铁柜里。
字迹清楚，没改过一笔。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他“文人”。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朱自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朱光潜，《朱自清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陈竹隐回忆录，《我与朱自清》，中华书局，1984年。
《清华大学校史资料选编（1911—1949）》，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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