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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名中共特工,在敌营潜伏了15年,都没有被发现,而且在敌营中的官职越做越大,大到他自己心里都有点慌乱了。
因为官职大,会被许多人关注,容易暴露,于是便向上级请示,该如何做。
组织的回答是:“大胆往上爬!”
那么,他是谁呢?在敌营的官职,他做到了多大呢?他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开始潜伏工作
对于这名中共特工,陈毅曾这样评价他:“一个李时雨,能抵得上一个师!”
李时雨1908年出生于黑龙江巴彦县,一个富农家庭,家里虽不算大富大贵,却也供得起他上学读书。
小时候他喜欢看《水浒传》,最崇拜的就是“及时雨”宋江,初中毕业后,他干脆给自己改了名字,叫“李时雨”。
1926年,李时雨考入南开中学,认识了一个叫林枫的同学。这个人后来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引路人。
1927年,他又考入北京法政大学,那时候的北平,已经是革命思潮的中心,李时雨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开始参加学生运动。1931年冬天,在林枫的介绍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后,他没呆在象牙塔里,而是回到家乡,组织抗日义勇军。1932年8月,他成了抗日义勇军第三陆军副司令。
就在巴彦县,他亲自炸毁了一列日军专列,歼敌数十人,那个场面,连日军都没想到,便开始通缉李时雨,并列为重点对象。
党组织很快决定让他隐入地下,1934年,李时雨接到了一项新任务:打入东北军内部。
他从北平一路南下,靠着同乡张学孟的关系,进入西安“剿匪总司令部”任第四处中尉办事员。表面上是写材料、跑腿,其实是负责宣传抗日,策反东北军。
他干得不声不响,但效果却很明显。几个月后,“剿总”内部已经出现了不少“抗日派”的声音。可惜好景不长,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软禁,李时雨也被调离岗位。
1937年,他转入天津,在日伪高等法院任检察官。
别看是个“伪官”,其实他的任务更危险了,他是中共天津地下党单线联系的成员,直接听命于何松亭。1939年初,他执行了一个最惊险的任务,运送电台。
官越做越大,越来越怕暴露
那时候,党组织急需一部无线电台,可怎么运?李时雨想了个办法,把电台零件藏在法院院长菲尔特的轿车座椅下面,分三次运送,借口是“接妻子过桥”。
三次都成功穿过“法国桥”的日军哨卡,没人怀疑过他。同年,他还营救了被捕的中共党员冯骥,他销毁了全部案卷,并悄悄塞给书记官一张纸条,冯骥得以翻供,最终无罪释放。
这一年,他差点暴露,还好最后转危为安。
1939年底,李时雨突然“晋升”为国民党代表,参加了汪精卫伪政府的“六大”会议。
他冒充身份,与汪伪高层打成一片,甚至还成了陈公博的随身秘书,直接进入上海保安司令部。1940年,他已经是伪政府的立法委员、司令部秘书处处长,横跨政法军三界。
他起初以为只是打探情报,没想到官越做越大,手里权力越来越多,他开始担心如此高官职,是不是太高调容易暴露?
于是,他通过妻子孙静云给组织传话,几天后,组织上回了话:“大胆往上爬,对伪组织广泛打入!”
就这一句话,让李时雨吃下了定心丸,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941年,他兼任军法处长,获得伪军少将军衔,这个时候,他已经可以调动上海保安部队一部分兵力。1941年夏天,伪政府制定“清乡计划”,准备对新四军发动围剿。
这个计划极其隐秘,只有高层知晓,可李时雨就在会议之后,把这个计划的全部内容,通过特殊渠道传给了正在江南的新四军。
陈毅看完资料后,直接拍板:“一个李时雨,能抵得上一个师!”
完满归队
1943年,他干了一件更大胆的事,他借职务之便,从军火库“提取”了20把德制手枪、100支美制卡宾枪,还有6万发子弹。
这些武器,全被送到了新四军手里,他从没带过枪,但他知道,这些枪在战场上可以救人命。1945年,日本投降,汪伪政权垮台,李时雨没有撤退,他又一次换了身份。这回,他成了“党国特遣地下工作者”,打入了军统。
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第二组的上校组长,正是他,是戴笠亲自任命,理由是“潜伏功绩卓著”。
但军统特务沈维翰早就盯上了他,戴笠死后,毛人凤开始清理戴笠的旧部,李时雨也被抓捕了起来,进的是军统最黑的监狱。
水牢、压杠子,各种酷刑轮番上阵,他一言不发,最后,军统以“汉奸罪”判他7年6个月。他坐了三年牢,1949年初,国民党监狱系统崩溃,他作为“轻罪犯”提前获释。
1949年4月,李时雨从香港辗转抵达北平,他第一件事就是换上了军装。
他站在镜子前,笑着说:“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解放后,李时雨去了中南海后,向党组织郑重报告:“李时雨归队!请指示!”,现在终于能大声的喊出“我是共产党员”了。
后来,他还写了一本回忆录,叫《敌营十五年》。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信息来源:
吴江雄:《国民党要员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大策反》上,海天出版社,第225页。
王树仁:《地下工作者李时雨》,《文史春秋》 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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