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发表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第25—36页。微信版已略去注释、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请以原文为准。

历史思维：认识传统史学

民族性的重要锁钥

——吴怀祺先生的历史思维研究

王记录

摘 要

吴怀祺先生在从事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特别重视揭示中国历史思维的民族性特征。在他看来，历史思维是传统史学中最深邃、最具民族性的内容，反映了中国人认识、研究历史的思考方式、思考路径、思考形态、思考方法。吴先生指出，《周易》的思维是传统史学历史思维的源头，由此形成了最具中华民族特征的整体思维、通变思维、求新思维、致用思维、二重性思维、类例思维等历史思维形式。吴先生的历史思维研究，把史学史研究引向深入，通过揭示传统历史思维的民族性特点，回应了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误解和扭曲，丰富了新史学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内容，为跨文化交流视野下的中外史学比较研究提示了路径，有利于中西史学的对话与互鉴。

关键词：历史思维；传统史学；吴怀祺；民族性

自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史学史的做法”以来，中国史学史学科不断发展，研究领域不断开拓，成就辉煌。其中，吴怀祺先生（1938—2020）的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独具特色，影响巨大。他的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不仅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丰富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和思路”。更为重要的是，“吴怀祺教授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重视揭示中国历史思维的民族特性”。历史思维问题，在之前的史学史研究中，几乎没有人涉猎。吴先生深耕中国史学思想史多年，深刻认识到要想深入探讨民族史学的特点，必须上升到历史思维的高度，“这是突显历史学民族性的内在依据”。正是基于这样的强烈愿望，吴先生在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上，又开辟了历史思维研究的新领域。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史学界，系统研究历史思维者，吴怀祺先生是第一人，他所发表的系列见解，具有开创性意义。

吴怀祺先生（1938—2020）

一

历史思维：史学思想史

研究的核心内容

吴怀祺先生是由史学思想史研究进入历史思维研究领域的。20世纪初，李大钊在北京大学讲授“史学思想史”，并编写相关讲义，开始了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其后，侯外庐、白寿彝等先生的相关论述为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吴怀祺先生继承他们的事业，从最初的郑樵研究，扩展到宋代史学思想史研究，并在1992年出版了《宋代史学思想史》一书，这是第一部断代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力作，“填补了宋代史学史研究领域的空白”。从宋代史学思想史研究出发，吴先生又上下贯通，进一步考察中国史学思想史的内涵及特征，于1996年出版了第一部中国史学思想史的贯通之作——《中国史学思想史》，该书“具有独到而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以鲜明的主旨，开阔的视野，深入扎实的论证展示了史学史研究的一条新思路”。在揭示中国史学丰富、深邃的思想内涵的同时，该书还抽绎出“通变”“借鉴”“经世致用”“二重性”等核心概念，概括了中国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为“建立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再次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002年，吴怀祺先生又主编出版了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皇皇巨著，“向世界展示中国民族史学的独有风采，也是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的奠基和扛鼎之作”。在持续多年的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过程中，吴怀祺先生始终把揭示中国史学的民族性特征当作重点，极力发掘中国史学思想最具民族性的内容，展示民族史学的深邃思想，驳斥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的中国史学发达但史学思想贫乏的观点。在此过程中，吴先生又上升到历史思维的高度来认识中国传统史学的特征，发表了《〈周易〉与民族历史思维》《易学与古代历史思维》《太极学说与和谐思维》《历史思维与民族史学》《民族历史思维的时代价值》《历史观、历史思维与安邦兴邦》《类例与通识：文献学的方法与思维》《历史思维与王夫之的史论》等系列论文，阐发自己的观点。2011年，吴怀祺先生主编出版多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一书，并撰写了《历史思维论卷》，系统阐述了他研究中国历史思维的心得，并从历史思维的角度深入探讨了民族史学的特点。

吴怀祺先生著《中国史学思想史》

吴怀祺先生从事历史思维研究，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随着中国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必然触及历史思维问题。“思维问题是中外学人关心的重大问题，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丰富性、深邃性、民族性，只有提升到思维层面上，才看得更清楚。”“要认识传统史学的特点与价值，只有提升到思维层面，才可能得到说明。”二是探讨中西史学异同引发的话题。“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思维不尽相同，形成了历史思维的民族特点。”“有关民族历史思维问题的研究，对于讨论各个民族的历史思维的相同、相异、互补的问题有重要的意义。”在他看来，对历史思维的讨论，可以为“古今史学比较、中外史学比较，提供合理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吴怀祺先生研究历史思维的目的并非仅仅从史学角度认清中国人思维的特点，而是有更大的民族发展的关切和关怀，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数次提到历史思维的更新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促进中国人历史思维的更新，而非固守自己的思维传统，是吴怀祺先生研究历史思维的主要目的。

在吴先生看来，中国发展的速度是与思维方式变革的速度成正比的，认识本民族历史思维的特性，是为了更好地吸取其他民族思维的优长，以振兴中华民族。他说：“继承自己的思维传统，又吸收其他民族的有益思维，一定会打开新的局面，从而促进民族思维的更新，进而对发展当代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又说：“作为中国人，我们研究自己的历史思维是自我认识、振奋民族精神的要求，又是以开放的态度努力学习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长处，进而再反思……从中受益，以振兴中华民族。”

什么是历史思维呢？吴怀祺先生给出了定义：“就历史学科说，历史思维是认识、研究历史的思考方式、思考路径、思考形态、思考方法等。”吴先生的这一界定得到学界认可，成为人们研究历史思维的依据。吴先生还指出，历史思维具有六大特性：会通性、动态性、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结合、宽泛性、系统性、实践性。在吴先生看来，历史思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又随着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和更新。历史思维的结晶是各种历史认识与观点，而历史观又总是通过一定的思维途径彰显出来。

吴怀祺先生指出，历史思维是历史观展开的途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会有不同提法。就传统史学而言，主要有象思维与意象思维、“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成一家之言”的求新思维、和谐思维、二重性思维、致用思维、类例思维等。而其中最能体现传统史学历史思维的是整体思维、通变思维、求新思维、二重性思维和类例思维。

吴怀祺先生主编《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二

整体、通变、求新：

对三大历史思维的总结

吴怀祺先生以敏锐的历史眼光，深入到中国史学内部，借用司马迁的名言，归纳了富有民族特色的三大历史思维，即“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成一家之言”的求新思维。他说：“史学成为大宗，在于有独到的思维形态，可以说《史记》形成了中国民族三大历史思维，这对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在吴先生看来，虽然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中国古代历史思维最准确的表达，但其思想渊源却可以追溯到《周易》。吴先生对易学与史学的关系有深入的研究，他于2004年出版《易学与史学》一书，全面揭示了易学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史学还在童年时代就和易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代有成就的史家，都对《周易》有深入的研究，以易说史、以易解史和以史证易，成为他们解读中国历史发展最常用的方法。正因如此，《周易》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古代史家对历史的看法，从《周易》生发出来的历史思维，经过历代史家的阐发，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历史思维。

吴先生认为，“易道广大”，《周易》蕴含着中国古代历史思维的各种方式，因为“《周易》是一部‘变化之书’，彰显出我们民族思维丰富性的特点”。《周易》中的象思维、意象思维等，用外在的“象”表达内在的“意”，也就是用卦爻图式演绎出天地阴阳、人类社会的变化，既有天人密切相联的整体思维，又有万物变动不居的通变思维，还有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创新思维。《周易》将天、地、人联系起来思考，所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所谓“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便是重视考察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方式的具体表述；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则是《周易》关于通变思维的集中论述。《周易》的核心思想是“变易”，强调“日新之谓盛德”，体现的正是一种求新思维。生发于《周易》的这些思维方式，被司马迁等史家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传统史学中最具中国特色的整体思维、通变思维和求新思维。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

所谓“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在吴先生看来，实际上就是把天地人联系起来，“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视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整体，并在这种前提下思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这是中国人思考人类社会历史时最为鲜明的思维方式之一。吴先生通过深入研究指出，这种源自《周易》的整体联系的思维方式，司马迁作《史记》时，将之运用到对历史的考察之中。《史记》的五体结构就体现了天人整体的观念，其中的“本纪”“世家”“列传”，展示出历史以人为本的特性，而“书”中的《礼书》《乐书》，通过礼乐等级制度，将历史人物编织成一个整体，《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则与“本纪”“世家”“列传”一起，体现出天、地与人的关联。《史记》的架构所展示的就是一种天地人密切相关的整体观念，其中折射的恰恰就是“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不仅是司马迁，后世史家如班固、郑樵等，都在自己的史著中贯彻了天人整体的思维，他们将人类历史置于自然之中，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成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与自然的变化看作是息息相关的系统的整体，不可割裂。吴先生所揭示的中国古代史家的这种整体思维，触及中国古代史学的本质，对于人们认识中国古代史学的民族性，大有裨益。

吴先生还指出，“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必然引发人们对历史发展动因的讨论，究竟是天（神秘的天与自然的天）决定历史的变化，还是人决定历史的变化？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就派生出天人感应说、天人相分说、重灾异、重人事等不同的历史观。吴先生重点分析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和司马迁的天人相分论所体现的整体思维的不同，指出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其“整体思维体现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至高无上的神。天人整体中，天是整体变化的动因，而引发天的作用，又在人，人君的作用通过天意影响历史的兴衰变动”。而司马迁的天人整体观之中的“天”，既是神秘的天，又是自然的天。对于神秘的天人感应说，司马迁是反对的，他认为天不能支配人事的荣辱和人类社会历史的兴衰；对于自然的天，司马迁认为这是影响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重要因素，人类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都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吴先生由“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进而探讨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因，将相关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

通过吴怀祺先生的揭示，我们看到，在中国史学史上，把自然与人类活动当作一个整体进行思考，将人类历史放在自然史当中进行观照，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在此基础上，人们进一步思考天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自然的天与社会的人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二十四史将天文历法、山川河流、人类活动放在一起书写，就是这种整体思维下的产物。可以说，这是最有民族特色的历史思维。西方史家也有整体思维，比如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弗尔与布洛赫就倡导总体史，也就是号召人们把社会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不仅要研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以及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内容，而且要把历史各方面、各层次当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进行研究。但年鉴学派的总体史研究还只是把人类社会当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来进行考察，中国古代史学的整体思维则是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看成一个整体，不仅要考察人类社会各方面的整体联系，而且要考察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有机联系，这是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不同的主要方面。

所谓“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在吴先生看来，这一思维方式来源于《周易》，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通变思维说明了历史的本质，即变化。吴先生断言，和西方史学相比，“通变的思想，是我们民族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中国古代史家从易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通变思维中得到启示，形成了系统的通变历史思想。吴先生系统考察了从先秦到清代诸多史家的历史思想，指出通变思维有多种表现形式：一是通变思维表现为历史通识。历史通识是中国古人思考历史变动的最重要的观念，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其中的损益观、重今观、历史阶段论等，都体现出历史运动过程的连续性、变化性和阶段性。二是通变思维表现为历史运动大势论。这种历史大势论对历史变动的解喻贯穿着通变的思维，尤其强调社会历史的盛衰变化。吴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史家通过历史书写，将朝代的兴起、发展、兴盛、衰落、再兴盛、再衰落直至灭亡的全过程展现出来，蕴含着辩证联系的历史通识。这种历史运动大势论，直到今天，对于我们思考历史、观察世界的变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是通变思维表现为历史变革观。在通变思维的支配下，中国古代的历史变革观表现为承敝易变论和因革论两大特点。承敝易变论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变是一种必然，而社会变革的决定因素是人事而非天命，变革的根本目的是“使民不倦”；因革论认为历史的变动总是有继承有变革，“因”与“革”是联系在一起的，如何处理“因”与“革”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变革的成效，也体现出历史变革的性质，必须在深入了解古今变化后决定是“因”还是“革”，要注意到社会形势的变化趋向，可因则因，可革则革。四是通变思维表现为元会运世说和地气运转说。元会运世说是宋代邵雍在《皇极经世书》中提出来的对社会运动的看法，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因其神秘而忽略了其中的思想精华。吴怀祺先生指出，从史学的角度看，《皇极经世书》贯通天人古今思考中国历史的进程和兴衰，对历史兴衰的认识具有哲理的意义，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地气运转说则是把历史的变化与地理条件联系起来，既表现为整体的思维，又表现为通变的思维。邵雍、郑樵、赵翼等都有这样的观点。吴先生指出，这些史家在考察历史变动时，总是与地理形势联系起来，认为地理条件发生变动，政治兴替也发生变化，南北不同的地理条件，也会在政治变动上反映出来。

所谓“成一家之言”的求新思维，在吴先生看来，《周易》强调“变”，而变化本身就蕴含着新事物的出现，“革故鼎新”就是一种求新思维。这样的观念渗透到史学领域，“成一家之言的自觉意识、家学精神的延续与突破、独断之学的主张等，都体现学术创新的要求”。吴先生特别以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为例讨论求新思维，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的求新思维往往是通过对既往历史成果的继承和突破，从而超越前人，不断推动思想、文化与学术向前发展的。吴先生指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作《史记》，以“成一家之言”为旨趣，从思想上讲，对儒、墨、道、法、阴阳、名等诸子学进行了总结和扬弃，剔除其不合理的成分，吸收其合理的思想因子，兼综百家，陶铸成独具特色的新学术；从编纂上讲，对先秦史书的编纂体例进行了分析，以大一统的思想为依据，创造出了纪传体这一新的史书编纂形式，成为影响后世最大的史书体裁。吴先生认为，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是在各家各派基础上经过创新而形成的“史家之言”，这样的创新对史学影响巨大，“自司马迁始，史学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独具特色的学风和研究方法，史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吴先生还指出，融会各家以求新的学术思维路径在后世不断得到发扬。就思想观念求新而言，刘知幾的疑古惑经、郑樵的会通思想、李贽的“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主张、黄宗羲坚持“学有宗旨”、章学诚提出“独断之学”和“别识心裁”等等，都是在求新思维之下提出的新观念；就史书体裁创新而言，古代史家往往推陈出新，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学案体等，连续不断涌现，使得传统史书体裁得到不断完善，以适应历史内容的表述，并由此推动传统史学不断向前发展。

总之，吴先生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归纳了中国传统史学中最富有民族特点的三大历史思维，并结合传统史学发展的实际，深入阐述了三大历史思维的特征以及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影响，这样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内容，揭示了三大历史思维的丰富内涵和理论价值，触及了传统史学的本质，而且驳斥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缺乏史学思想的谬论，为中国史学走向世界，让外国人了解中国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二重性思维：对传统

史学本质的揭示

吴怀祺先生在从事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敏锐地发现了以往诸多史家没有发现的问题，其中关于中国传统史学二重性的论述，可以说揭示了传统史学的本质，极为深刻。

早在1987年，吴先生就提出了传统史学二重性的问题，发表了《论中国封建史学的二重性》一文，阐述自己对传统史学二重性的认识，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吴先生一直对这个问题进行持续不断地关注和发掘，并上升到历史思维的角度进行分析，提出中国传统史学有一种“二重性思维范式”。那么，什么是传统史学的二重性呢？吴先生认为，传统史学是“真实的历史”和“歪曲（虚幻）的历史”的结合，就统治者来讲，“一方面要从历史中吸取真实的经验教训，要求历史记录的真实，追求实录直书的精神，另一方面，要求历史著作证明自己的政权是合乎天意的，宣传皇权神授，这又是在主观上要求曲解历史。由此就构成了封建史学的二重性”。也就是说，统治者要从历史中吸取有用的经验教训，便要求真实记载历史，但他们同时又想证明自己政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于是又要求宣传皇权神授，曲解历史。“真实的历史”和“歪曲（虚幻）的历史”构成了传统史学的二重性。和这种二重性相对应，就出现了“直书”和“曲笔”两种历史书写原则。吴先生还进一步指出，传统史学的二重性并非两个方面的简单组合，而是有机地统一在史学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吴先生以班固《汉书》为例，深入剖析了传统史学二重性思维的问题。在吴先生看来，班固作《汉书》，就是要构建一套汉代政权是天授的体系。《汉书》在解释刘氏政权的合理性时，着意从天意角度进行说明，较为详尽地说明了汉代政权的出现是天意的安排，以天命史观曲解历史，从而宣扬汉家之德；在论述西汉政权的兴衰变动时，又侧重于从人事的作用上进行解释，尤其揭露汉代统治阶层的堕落腐化导致了西汉的覆亡，具有明显的二重性思维的特征。吴先生认为，《汉书》二重性思维的理路在于：统治者为了说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要求对历史进行歪曲的解释，或借助天命，或依靠五行，或虚构正统所归，或臆造民心所向，总之通过对历史的歪曲，把自身置于“正当性”的制高点上，以稳固自身的统治。但同时，统治者也清楚地知道，要想使自己的政权长治久安，仅仅靠以上虚构是无法达成目的的，还需要以史为镜，从历代兴亡中吸取经验教训，因此，他们又要求史书在不违背自身利益的情况下，记载历史的真实，期望从真实的历史中、从人的作为中寻找长治久安之术。吴先生敏锐指出，“封建统治者力图使史学带有这种二重性”，“历史著作把天人感应说和史实结合起来，比起‘空言著书’的说教更能有效维护封建的统治”。也就是说，传统史学的这种二重性思维的指向只有一个：为巩固专制统治服务。对历史进行歪曲（虚妄）的解释和对历史进行真实的记载，殊途同归，其功能都在于迎合专制统治者的需要。

如果说传统史学二重性的形成与发展只是反映了统治者的需要，那还不足以反映吴怀祺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吴先生还提出了史家二重人格的问题。他指出，传统史学的二重性与史家的二重人格密切相关。所谓史家的二重人格，是在文化传统和专制政治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从文化传统来看，上古史官，巫史不分，史官兼有巫官的身份，既有“巫”的一面，又有“史”的一面。“巫”沟通天人鬼神，“史”保存档案，记录上层活动。从专制政治来看，作为专制体制内的“士”，史家必然要服从政治权威的支配，接受体制的严厉约束，为统治者唱赞歌。与此同时，虽然他们不能摆脱专制体制的束缚，但他们又深受史学秉笔直书传统的影响，故而极力直面历史，在历史记载时秉持直笔。正是看到了这些，吴先生将史家的二重人格概括为“巫师”（巫）的品格和“世俗人”（史）的品格。所谓“巫师”的品格，指的是史家在专制政治高压下，在涉及专制政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等相关问题时，无法从历史本身出发解释历史变动，必须借助天人感应等天命史观来说明问题。而“世俗人”的品格则促使史家坚持秉笔直书的传统，以一个史家的严谨态度，从历史事实出发讨论历史问题。当然，这种“世俗人”的品格也使得史家的见解被局限在世俗现实的一定范围和水平内，需要后世史家不断超越。也就是说，史家的二重人格导致他们在书写历史时或主动或被动地贯彻二重性思维，使得其所著史书也明显带有二重性思维的印痕。由此，吴先生对传统史学的重要概念——“直笔”“实录”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直笔”“实录”与我们所理解的“如实反映历史真相”往往不是一个意思。中国史学史上的“直笔”“实录”，既有记录历史真相的一面，又有讲求书法的一面，反映的恰恰是二重性思维下中国传统史学的叙事特点。

吴先生还指出，史学的二重性思维有多种表现。在记载时间、地点、人物及事件时，会有一定的选择，笔削之中往往包含一定的看法与观点；在对历史内容进行取舍时，所取与所舍的内容往往都是真实的，但何者可取，何者可舍，往往又蕴含深意；在评价史事或历史人物时，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往往出现矛盾，评论者自身的学养、立场、价值观同样影响到评价的结论；在对历史盛衰兴亡进行解释时，一方面要总结出真实的历史盛衰兴亡的原因，另一方面又要说明本政权的存在是合乎天理的。所有这些，都是二重性思维在起作用。

二重性思维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属性，中国传统史学一直在专制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和史家秉笔直书之间、在求真与求善之间摇摆。一句话，“史学二重性的特点是统治者的二重性需求决定的”，“史学二重性是中国古代史家反映历史时，展示的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而这一特有的思维的产生与文化环境、政治需求有关”。二重性思维的揭示，直指传统史学的本质。

吴怀祺先生所揭示的传统史学的二重性思维，为我们解喻民族史学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对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传统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要以辩证的态度看待传统史籍。传统史学的二重性思维导致史籍的内容也具有二重性。我们既要看到“这些史籍中史家或史官如实记载和反映历史事实的部分，要看到有价值的史料”，又要看到“这些史籍中关于天命史观、天人感应等不能反映历史事实的部分”。唯其如此，才能客观认识古代史籍的价值。其二，有助于正确评价传统史学。古代史家的二重性思维，使得史著带有明显的二重性特征，后世史家评价传统史学，只有抓住这种二重性特征，才算深入到传统史学内部，才能正确认识传统史学的是非得失。其三，有助于在继承史学遗产时分辨精华和糟粕。史学二重性表明了中国的史学遗产精华与糟粕共存。天命与人事、直书与曲笔、正统与闰位、尊君与罪君、重民与贱民、循环与进化等等，杂糅在一起，都是二重性思维的外在体现。认识到这一点，在继承传统史学遗产的过程中，就不会妄自尊大，也不会妄自菲薄，而是能以冷静的态度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完成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化。

四

“区分类聚”：对类例思维下

学术分类观念的归纳

中国古人从事学术研究，有没有分类思维，这在学界是有争议的。对此，吴怀祺先生通过自己的深入研究，归纳总结出传统学术类例思维的特征。他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古代学术的特点，大有裨益。吴先生认为，类例思维是传统学术最富有特色的分类观念，传统学术的发展与类例思维密切相连，中国古代学术史并不缺少分类观念。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类例思维是理解事物特性的重要手段，在历史编纂学、历史文献学领域都有体现。吴先生指出，史书编纂中的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纲目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之分，显示的是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和流变，同时也是类例思维的外在体现。历史文献学中的归纳义例等方法，都体现了类例思维的重要性。

吴先生通过分析刘知幾的《史通》，提出《史通》最重要的特点是类例思想的运用，“区分类聚”是刘知幾编撰《史通》的基本方法，处处显示了刘知幾的类例思维。首先，刘知幾以“家”论史学源流，运用类例思维，考察从经史同源到史学独立的发展过程。其次，刘知幾论史体、史例、史法等，其“二体”“十流”等，无一不是类例思维的运用。第三，刘知幾的类例思维是和考察源流的通变思维结合在一起的。“六家”既有分类，又讨论源流，是“通”与“类”的统一。第四，刘知幾的类例思维，追求的是名实相符，要从事物内在的内容看待“类”的区分，譬如后世出现了很多叫作“某某尚书”的史著，但与《尚书》“貌同心异”，刘知幾认为不能列入“《尚书》家”。凡此种种，都显示出刘知幾运用类例思维进行史学批评，为我们梳理了唐以前史学发展的脉络，意义重大。章学诚曾认为刘知幾“言史法”，此史法当然是谈历史编纂方法，但是，吴先生认为，刘知幾“史法”背后更深刻的方法论精神，乃是“类例”。这一观点加深了我们对刘知幾史学思想的认识。

吴先生对郑樵“类例如持军”的学术归纳思维也进行了深入分析。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吴先生认为这段话充分说明了类例在治学中的意义。他指出，郑樵的文献学研究，自始至终贯穿着类例思维，因类以求书，因书以究学，成为郑樵目录学最重要的观念。不仅如此，类例还被郑樵提到学术方法论的高度来思考，指出整理文献，类例的划分是研究的基础。吴先生还特别指出，郑樵的类例思想又是和探究学术源流联系在一起的，在郑樵那里，“类例”与“通识”紧密结合，影响深远。

郑樵（1104—1162）

吴先生还通过分析清人治小学的思维，指出“清人治文字、音韵、训诂，一个重要思维（也是方法），就是分类的思维”。这种分类思维，是在归纳基础上的分类。这种归纳基础上的分类思维，接近西方的科学方法。清人治学，特别善于归纳义例，尤其是乾嘉学者治学，特别注重从小学入手治经史，用通例归纳的方法治文献，重视博涉专精与综观会通相结合。他们讲求博证，注重归纳，长于考证，有着一套严格的治学路数，特色鲜明，自成一体。而其中最根本的是类例思维的运用。

同样，吴怀祺先生从类例思维的角度分析了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见解独到。吴先生指出，章学诚思考史学发展，类例思维是极为重要的思维方式。章学诚认为，固守史书的“类”与“例”，缺少“变”与“通”，只有成法，而无创新，是后世史学流弊深重的重要原因，这是在类例思维之下对史学流弊作出的正确判断。在吴先生看来，章学诚推崇以类例分学术，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就是类例思维，而“考镜源流”则是通识观念，类例与通识的结合，才是章学诚认识古代学术最重要的特点。正是基于类例思维与通识的结合，章学诚才敏锐指出，在中国史学史上，固守类例而不知变通的作法，阻碍了史学的发展，史书由“类别区分为益密”的变动，竟然最终“等于科举之程式”，皆因只重类例而缺少通识。

总之，类例思维是我国古代学人治学的优良传统，在吴怀祺先生之前，对于传统学术中的类例思维，很少有人进行归纳研究。通过吴先生的揭示，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古代学术分类思维的特点，而且也看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方法论意义，更看到了类例与通识相结合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价值。吴先生还以前瞻性的眼光指出，时至今日，类例与通识相结合的观念对信息时代的学术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类例、通识，也是信息化时代治学必须要重视的学术观念。各类应用软件的应用、开发，数据处理与数据库建立，乃至网络等各类问题，无一不要求有类例的方法，无不是要求我们用通识的思维来思考”。

五

历史思维研究的

价值和意义

吴怀祺先生在历史思维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及展开的系列研究，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后来者继续深入发掘。

其一，开拓了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丰富了史学史的内涵，把史学史研究引向深入。时至今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史学史研究成绩斐然，在史家、史著、史学思潮、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史学批评、中外史学交流、少数民族史学、官方修史活动、历史理论、历史教育、经史关系、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欧美史学、东亚史学乃至史学通史、断代史学、国别史学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派繁荣景象。但是，一切史学现象的产生，从更高的思想层次来说，都是思维的结果。思维是人类特有的功能，人类主要通过思维的积极活动来认识世界，进行物质与精神的生产。历史思维则是人们思考历史现象、认识历史、研究历史的方式、路径、形态及方法等，抓住了历史思维的特性，就抓住了史学的特性。只有从历史思维的角度看待史学，才可以使史学史研究走向历史和史学的深处。吴怀祺先生对传统历史思维的类型、价值、嬗变等所进行的开拓性研究，为史学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可以说，“从思维高度上，发展新世纪史学，不只是学科建设问题，也是升华民族精神的大事，因而是振兴民族的大业”，其理论价值必将在学界产生更大的影响。

其二，揭示了传统史学的民族性特点。19世纪之前，中西史学相互独立，各自发展，形成了中西史学各自的特点。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新史学”崛起，接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兴起，传统史学受到批判，蕴含在传统史学中的历史思维被忽视了，传统史学的民族性特点及精华在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下，被逐渐模糊了。对此，吴怀祺先生深感遗憾。他一生致力于史学思想史研究，就是要做三项工作：一是把中国史学中固有的精华发掘出来，总结出中国史学的民族性特点；二是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理解中西史学的相通和相异；三是从传统史学中提炼出我们的观点，构建起具有民族特点的史学理论，在世界史坛上，发出中国人的声音。他的历史思维研究，总结了传统史学中的整体思维、通变思维、求新思维、致用思维、二重性思维、类例思维等，发掘了其中蕴含的民族性特点。吴先生的研究表明，传统史学所蕴含的历史思维，规约了中国人历史意识的构建方式，体现了中国人的历史观、世界观、社会观与学术观。这些，对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传统史学的价值及话语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其三，回应了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误解和扭曲。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学术话语不断被移植到中国来，在助力中国史学研究的同时，也使中国史学界产生一种话语焦虑，那就是能否用自己的话语解说民族史学最深层的内容，让西方人理解，与西方人对话。对此，吴先生有着极为自觉的意识，他曾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西方学者承认中国历史典籍丰富，“但说到史学思想，却是不为许多西方学者所认可。中国史学在世界上的位置，是失衡的”，因此他的研究，“目的只有一个，是为了民族史学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多一点更好一点认识中国历史”。如果将吴怀祺先生的历史思维研究置于世界史学发展史上来认识的话，他的研究自始至终都是在回应西方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误解。莱布尼茨在比较了17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文化后，承认各有千秋，但认为欧洲人的思维能力更强，“在思维的深邃和理论学科方面，我们则明显更胜一筹”。黑格尔则直接指出中国史著发达，但中国人不具备历史思维，“在中国人中间，历史仅仅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于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者理解”。吴怀祺先生通过自己的研究，发掘了中国历史思维的丰富内容，有力驳斥了西方人的说法，为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史上争得了地位。

其四，丰富了新史学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内容。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中国史学开始转型。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相继崛起，带来了历史学领域的变革，史学研究的范式与方法都发生了极大变化。但是，吴怀祺先生认为，从历史思维的角度看，近代以来兴起于中国的新史学，抑或马克思主义史学，都不是纯然的西方产物，都是在继承了传统史学历史思维的合理因素后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现象。传统史学的整体思维、通变思维等，在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都有明显的体现。新历史考据学中的实证思维，就有类例思维的因素。中国传统的通变思维具有辩证的特性，与唯物史观的辩证思维有相通的一面。西方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后，民族历史思维融入新的历史潮流，形成了中西历史思维交融的局面。吴先生提出这些论断距今已经近20年了，当下史学界热衷于探讨的传统史学在近现代的转型及当代价值，正是对吴先生学术卓见的最好诠释。

其五，为跨文化交流视野下的中外史学比较研究提示了路径。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思维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形成的，又是在特定的文化、风习背景下产生与发展的，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思维既相通又相异。因此，研究历史思维问题，不仅是史学史研究的课题，而且是人文社会科学都必须关注的课题。只有搞清楚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思维的相同、相异及互补，搞清楚中华民族的历史思维特点，吸纳其他国家、民族有益的思维，才能促进本民族思维的更新，促进民族的新生与发展。由此而论，吴怀祺先生的历史思维研究，其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可以为跨文化背景下各国历史特点的思考提供合理的说明。其二，可以为古今史学的比较、中西史学的比较提供合理的依据。其三，不同民族的历史思维之下，会产生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认识，可以增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相互理解，增强文化的包容性。其四，历史思维的不断更新，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句话，在跨文化史学交流不断加强的当下，吴先生对历史思维的一系列研究，“对理解中西史学的相通与相异，对跨文化下历史学的研究，以及对思考新世纪史学的一系列的理论与实际问题，是有意义的”。

约恩·吕森（1938— ）

其六，有利于中西史学的对话与互鉴。季羡林先生说：“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思维模式的不同，是不同文化体系的根本不同。”也就是说，不同文化的背后，隐藏的是思维方式的不同。正因如此，吴怀祺先生认为，“从哲学思维高度上，讨论中国民族史学的特点，这是突显历史学民族性的内在根据”。对于全球化视野下历史思维的发展，吴先生指出，虽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差异性很大，但发展的轨迹，在总体上显现出一种共同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历史探索的视野不断扩大，促进了人们对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点的认识。新世纪的历史研究应该以开放的态度，接纳西方史学，更新自己的思维。无独有偶，德国历史学家约恩·吕森（1938— ）也指出：“在历史思维的领域中，文化差异同时是研究和解释的主题思想、推动力和这种解释有影响的条件……因此历史思维对跨文化交际起着重要的作用。历史思维为一种文化身份与其他传统和文化身份的对比提供了空间。”他在比较了东西方历史思维的不同后，认为要放弃西方认知思维和东方道德思维的简单对立，寻求二者的结合；研究不同历史思维中不同传统的作用，找出文化认同的普遍方法；探究东西方历史思维的不同传统及模式产生的认知能力，促进跨文化交际，通过不同文化身份的对比，更好地看到文化的差异，增进相互理解。同时，约恩·吕森也认为，在全球化视野下，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尤显重要，“认同意味着认识到人类思想的力量可以存在不同，并且在共性这样一个更抽象的概念中解决问题。从差异中寻找共性——这种思想是全球化时代中历史思维的主要目的”。约恩·吕森与吴怀祺先生是同时代人，他们站在东西方文化不同的背景下，不约而同提出了历史思维的差异性以及不同思维方式下的相互理解，足见历史思维研究是东西方史家共同关注的话题，是可以对话、可以互鉴的。

作者简介

王记录，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

编辑 | 孙佳琪 张继元

审核 | 金久红 聂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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