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鸿，湖南邵阳人，1978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毕业，曾在中学、中专执教17年半，在某央企湖南公司工作23年半，现已退休，定居长沙。

原题

回溯百年，中华民族

最开心的日子是哪天？

作者 ：张志鸿

读完本文，可能您也会认同我的答案——

中华民族最开心的日子，当数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举国欢庆的那一天。

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头版报道《日本投降矣！》

有一个细节需要说明：

大多数国人的欢庆，发生在1945年8月15日晚上，这一天，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投降。

鲜为人知的是，在大后方的部分城镇，8月10日也发生了一次狂欢，因为这一天传来了日本乞求投降的消息；第二天，许多报纸也报道了这一次狂欢。

因时间久远，有些当事人可能混淆了欢庆的时间。为了尊重原作者，本文尽量引用原文，不作时间上的甄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在陪都重庆

朱正先生在《报人浦熙修》一书中写道：

1945年8月10日，日本提出：如能允许裕仁天皇保持皇位，即愿投降。消息传到重庆，山城狂欢了。8月11日的《新民报》上，刊出了浦熙修的特写，写出了狂欢的气氛：

日本投降的标语贴满了大小巡行的车辆，美军的吉普被沿街的民众截住致庆，以致一时无法通行。无论大人、小孩都愿意爬上吉普，共享胜利的光荣，共庆敌人的投降。盟军挥帽致谢，霎时把吉普装成门屏，缓缓前进。惟有宪兵仍需执行职务，一批批地拉下了狂欢的群众。

几个美国兵拿着酒瓶，醉醺醺地和群儿闹作一团，大卡车上国旗高悬，任谁挤上车，仰天高呼，因“我们要回家了”。洋车装满着炮仗沿街卖，随时放。黑夜中蔚为奇观。（注1）

1945年8月15日的重庆，人民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喜悦，热烈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

美国学者费正清当时38岁，他的回忆很具体：

日本投降的消息在1945年8月15日晚上大约8点20分传到重庆。思成（即梁思成）和两位年轻的中国作家同我一起，在美国大使馆食堂共进晚餐。……

在我们脚底下，消息迅速传遍全城。在这高高的山坡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观察到整个进程。一开始是压抑的唧唧喳喳，或许就是一些人在大街上跑，然后就是个别的喊叫声，劈啪劈啪的鞭炮声，最后到处都是一群群喊叫、欢呼、鼓掌的人们，好像全城都在一阵大吼叫中醒来了。（注2）

学者傅斯年当时49岁，正在重庆中央研究院开会。

胜利猝然降临，傅斯年还是喜极若狂，乱了方寸。他从聚兴村的住所里拿出一瓶酒，拔开塞子，到街上边走边喝，与民众一起，狂欢游行。他被人流裹挟至市中心的“精神堡垒”。围着“精神堡垒”，人流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他被旋转着，漂动着……

重庆解放碑，周边现已高楼林立。摄于2017年

“精神堡垒”是一座纪念碑，建于1941年底；抗战胜利后改名为“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再改名为“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简称“解放碑”。

傅斯年在人群中忘乎所以，他拿一根手杖，挑了一顶帽子，到处乱舞，全不顾肥胖的身体扭动起来是多么滑稽。帽子飞了，棍子掉了，大叫大闹了好半天，等到叫不动闹不动为止。直到第二天下午他仍在床上爬不起来，整个人瘫了过去。（注3）

作家夏衍当时45岁，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中层干部。据他回忆：

……这近百年的耻辱的历史，终于走到尽头，中国成为战胜国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一传播，《新华日报》的全体同人发疯了，也可以说，全重庆，全国人民都发疯了。“发疯”这个词也许有点贬义，那么，就用“欣喜若狂”的“狂”字来形容吧，有人欢呼雀跃，有人无言流泪。这一天我没有睡，凌晨看完报纸清样，就想进城去看一看毕生难得看到的举国欢腾的场面。5点钟我就下了山，化龙桥街上挤满了人，上了公共汽车，也是一片欢声，认识和不认识这一条界限——，男女老少，本地人，下江人都可以相互攀谈，这个喜讯明明是大家都知道了，但是谁都想讲话，谁都想把自己的喜悦传达给别人。四川人是善于摆“龙门阵”的，挤满了人的车厢里一片欢声，一个花白胡子的老汉大声地说：“老子能盼到这一天，明天早上就死，也甘心了。”（注4）

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摄于2017年

作家齐邦媛当时21岁，是武汉大学（时迁四川乐山）哲学系的学生，她的描述十分动人：

日本正式投降时重庆的狂欢，是我漫长一生所仅见。

随着广播的声音，愁苦的大地灌满了欢乐，人们丢掉了平日的拘谨矜持，在街头互相拥抱，又跳又笑，声嘶力竭地唱“山川壮丽，国旗飞舞……”这样的爱国歌，说是万人空巷还不够，黄昏不久，盛大的火炬游行燃亮了所有的街道。

我跟着哥哥和表哥们也拿着火把往沙坪坝大街上跑去，左连小龙坎，右接磁器口，几乎没有一吋黑暗的路，人们唱着，喊着“中华民国万岁”，真正是响彻云霄。我跟他们走到南开中学的校门口，看到门口临时加了两个童子军在站岗，手里拿着和我当年胳膊一样细的军棍，脸上童騃（读sì）的自信，正是我当年跟着张校长（即张伯苓）念的“中国不亡，有我”的自信。校门里范张楼的灯全开着，我想到张大飞自操场上向我走来，这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万声俱灭，再也不能忍受推挤的人群。竟然一个人穿过校园，找到回家的小径，走上渐渐无人的田埂……走过小木桥上坡，就是我们去年为躲警报而搬去的家。我一面跑，一面哭，火把早已烧尽熄了。进了家，看到满脸惊讶的妈妈，我说：“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在昏天黑地的恸哭中，我度过了胜利夜。（注5）

重庆军民庆祝抗战胜利大游行

张大飞也是辽宁人，1934年考入齐父创办的“东北中山中学”，1938年参加空军。他与齐邦媛通信一百多封，既有兄妹之情，也曾有暗恋的情愫。1945年5月18日，抗战胜利前夕，他在空战中牺牲，年仅27岁。

万众欢腾之夜，齐邦媛想到陪伴自己长大、“多年钟情却从未倾诉”的张大飞却已永逝，不禁悲从中来。痛定思痛，正是人间至痛！

在陕北延安

导演凌子风当时28岁，是延安鲁艺的教师。在他的记忆里，延安也有两次狂欢。

延安窑洞。摄于2020年

1945年8月10日晚上，凌子风正在窑洞看书。突然，同事王大化冲进来，抱住他，热泪涌流，声音颤抖着说：

“哥，日本投降了！”

他俩激动万分，一起跑出窑洞，向山下望去，只见桥儿沟方向的鲁艺校园里，有闪耀的火光和涌动的人群，喧闹声一浪高过一浪。

凌子风返回窑洞，扯下一团棉被做成一个火把，和王大化冲进山下的人流。

“日——本——投——降——了——”

“我——们——胜——利——了——”

人们发自肺腑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互相应和，激荡、回旋在鲁艺校园的上空。

师生们纷纷从东山、西山、教堂西北方的窑洞里跑出来，欢呼卓，跳跃着，欣喜若狂地涌向教堂旁的大操场。其中有的人手里拿着用棉被、棉衣临时做成的“火把”。远远望去，山上山下像翻滚着、舞动着一条条火龙。

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大操场上的人们，欢天喜地，笑逐颜开，手舞足蹈，兴高采烈。操场上成为一片欢腾、喧闹、热烈的海洋。

有狂呼不已的，有奔跳不止的，有敲锣打鼓的，有扭着秧歌的，有互相热烈地拥抱在一起的，有仰天大笑的，也有站在树下边笑边抹眼泪的，还有站在一旁抽泣不已的……

庆祝胜利的人们，一夜未眠，通宵达旦地狂欢。（注6）

延安两万多人举行庆祝大会。入夜后，人们潮水般汇聚，秧歌队、腰鼓队尽情地奔跑、欢呼、歌唱、呐喊，火炬映红了波光粼粼的延河水和巍巍的宝塔山

诗人萧三当时49岁，8月10日晚上参加游行后，连夜创作了诗歌《延安狂欢夜》。诗中写道：

人似潮水流向街头。

旗帜招展在星空。

人们舞火炬，扭秧歌，喊口号，

人们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

卖瓜果的争着送给人们吃，

你给他钱——无论如何不要。

呼喊中间一声特别响亮：

“日本要求无条件投降！”（注7）

作家韦君宜当时28岁，正在延安从事记者、编辑工作。后来，她在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中回忆：

8月15日下午，将及薄暮，忽然在党校山坡上传来了一片欢叫声：

“日本投降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不知道这声音首先从哪里传出，反正一下子传遍了山上山下，把每个人拖进了这股像疯了似的热潮。喊、奔跑、跳，从山上到山下点燃火炬，把不知有用无用的东西投进火堆，这简直是想都想不到的天大快事啊！

一会儿，各个山头都有火炬亮起来。

延安人民召开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群众大会

人们自动游行，自动喊口号，没有上级布置的口号，人们自动喊着：

“中国胜利了！中国万岁！”

按说这是很不符合党的宣传口径的口号。还唱着歌，中国的，苏联的，大声互相交换要说的话：

“胜利了，我要回上海了。”

“我要回北平了。”

“我们安徽也能回去了。”

都嚷嚷着他们的家乡，他们的祖国。这一会儿没有人想起该喊无产阶级万岁，也没有人提醒。

后来还有人唱起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来：

“剑外忽传收蓟北，啊，初闻涕泪满衣裳啊！……”（注8）

延安宝塔。摄于2020年

伍修权当时37岁，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一局局长。据他回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电波传来，整个延安都沸腾了！当时大家的心情只能用“欢喜若狂”几个字来形容。长达八年的浴血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怎能不令人振奋呢？延安军民为庆祝这一伟大胜利，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大街小路，火焰辉煌；山上山下，火龙飞舞；远远看去，就像一座不夜的大都市，突然活跃欢腾起来了，此情此景，使人终生难忘。不过在欢庆胜利的时刻，我们的工作量也成倍地增加了。那几天，我军各部队的战报、电文和总部的命令、指示等等，日夜不断地在延安和各解放区之间来回飞传着。我们的同志满怀激情不分昼夜地紧张工作。大家想起八年我国军民承受的巨大的艰苦牺牲，想象着抗战胜利后光辉美好的前景，谁都不知疲倦，都在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贡献自己的全部精力。（注9）

在后方其他城镇

学者王鼎钧当时20岁，是山东省国立二十二中第二分校的学生，该校当时寄身于川、陕交界的蒲溪铺（今陕西省汉阴县蒲溪镇）。据他晚年回忆：

谈起日本投降，走过抗战的人无不眉飞色舞。我们这批流亡学生，也曾砍下竹竿，灌满桐油，制成火炬，编成游行的火龙，喊着口号，敲着锣鼓。蒲溪太小，我们满山遍野地走，走到破晓。然而一夕兴奋激昂，冲不开日后四合的阴霾。

我们也参加了蒲溪铺举办的庆祝大会，一位乡绅站在万年戏台上呼喊：抗战胜利了！政府不要老百姓纳粮了！（注10）

据费慰梅（美国学者、费正清夫人）回忆：连续几天，四川宜宾李庄的大街小巷、操场、集市、庙宇都沉浸在狂欢的浪潮中。在游行队伍中，有腰鼓队、狮子龙灯队、童子军队、中学生队，最出彩的是踩高跷和车车灯。

在观看游行的人群中，有不少著名的学者、教授。林徽因当时41岁，因李庄气候潮湿，已复发结核病，形销骨立，只能坐滑杆来看游行。看着欢乐的人群，她可能想到了抗战初期的颠沛流离，想到了在长沙韭菜园遭遇日机轰炸，想到了这五年清贫、艰苦的李庄生活，想到了三弟林恒和一群熟悉的年轻飞行员已为国捐躯，她的眼中满含着泪水。（注11）

原国立中央博物院李庄旧址

李庄南华宫，同济大学理学院旧址

当胜利喜讯传来，在中国战场救死扶伤的外籍医生正在不同的地方。其中，西班牙籍医生白乐夫在云南楚雄，匈牙利籍医生肯德在云南镇康，波兰籍医生甘理安、甘曼妮夫妇在云南保山，奥地利籍医生富华德、德国籍医生白尔等人还在印度兰姆伽远征军基地，他们或笑逐颜开，或泪流满面，和当地军民分享着胜利的喜悦。

罗马尼亚籍医生柯让道正在云南建水，看到士兵们冲出来朝天放枪，才知道战争结束了，但他的妻子柯芝兰医生看不到这一天了，她已在一年前感染回归热不幸殉职，永远留在这遥远的异国了。柯让道黯然神伤，默默走回了房间。

香港医生伊宝林正在偏僻的陕西褒城（今属勉县），8月16日才得知喜讯，突然间爆竹声响成一片。跟在秧歌队、旱船队的后面，一群孩子用木棍敲着搪瓷盆，大声唱着童谣：

“先打到北京，再打到南京；打不到西京（西安），回不了东京！”（注12）

李宗仁上将当时54岁，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汉中行营主任，名义上指挥三个战区（第一、第五、第十战区）。据他回忆：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下午，各报忽然发出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顿时鼎沸，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人民的喜悦，史无前例。汉中城乡此时也欢声震天，爆竹震耳欲聋。全城军民举行联合大游行，各机关、团体纷纷派代表前来行营道贺。各人心目中无不充满胜利还乡、前程似锦的美梦。但是我本人此时反觉落落寡欢，颇使踵门道贺的人感觉诧异。

其实此种心情一般人亦不难体会。因为像我这样身负国家重任，前后统兵逾百万人的高级将领，在胜利的爆竹声中，回顾前瞻，难免百感猬集。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抗战八年，全国死难军民何止数千万，即在五战区内，牺牲亦不下数百万人。我们试一念及因抗战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同胞，以及为国族生存而在战场上慷慨捐躯的袍泽，他们所遗留的寡妇孤儿，至今皆嗷嗷待哺。与念及此，能不凄恻。

况且，抗战虽告胜利，前途荆棘正多，而中央当国者又私心自用，宵小横行。眼见内政、外交危机接踵而至，我人身当其冲，又将何以自处。凡斯种种思想皆与胜利一时俱来，构成极复杂的心境。（注13）

上述回忆有给自己“贴金”之嫌，但也基本符合他的身份与个性，合乎逻辑，值得参考。

在沦陷区

作家唐弢当时32岁，正在上海培真中学暂住。他的回忆很简单：

八年抗战，长夜待旦，住在上海的人心头都有一股说不出的闷气。……到八月八日晚上，介圭告诉我，哲民从新闻界朋友口里得知，日本有投降消息。第二天，上海日军抓了几个人去枪毙，说是谣言惑众。消息又沉下去了。不过纸包不住火，事实毕竟还是事实，十日下午，介圭、哲民一同到培真找我，证明日本投降属实，街上鞭炮和各种酒类已销售一空，日军袖手旁观，不再阻止。（注14）

上海南京路上欢庆抗战胜利的人群

鲁迅的独子周海婴当时16岁，和母亲许广平生活在上海。他说：

抗战胜利的消息，对我们来说是来得既突然又自然。上海虽是“孤岛”，消息却极为灵通，苏联塔斯社的新闻，能悄悄收听到，尤其是“口传新闻”传递最为神速，不消半天，大街小巷都晓得了。

过了几天，他们就看到了日寇失败的迹象：住家附近有一座十三层建筑（今锦江饭店北楼），是日军司令部的一部分，戒备极为森严。日本宣告投降后，这座高楼的顶层便有烧过的纸屑向外飞扬，足足烧了好几天，大家分析这是在销毁罪证。（注15）

后来当过北大校长的丁石孙当时18岁，是上海大同大学的大二学生。据他回忆：

抗战胜利是当年最大的事件。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振奋，高兴得不得了。记得暑假开始时，抗战还没有胜利。一天，我在租界里偶然买到一张苏联文化出版社出的英文报纸，报道美国人在日本投了原子弹，Atomic bomb这个词就是这个时候认识的。不久，日本就投降了。当时流行一个谜语，用“日本投降”打一个古代人名，这个谜语的谜底有两个：一个是屈原，另一个是苏武。选择不同的谜底反映一个人不同的政治倾向。（注16）

就是说，把“屈原”当作谜底的存在亲美倾向，把“苏武”当作谜底的存在亲苏倾向。

虽然人们的思想正在分化，但他们已经铭记普天同庆的这一天。

谨以此文，纪念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1945年8月15日，新加坡华人高举国旗游行，庆贺祖国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