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正以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和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的双重身份，站在改写全球格局的历史节点。在中美战略贸易摩擦加剧、全球供应链深度重构的当下，这个南亚巨人的发展路径选择牵动着国际社会的神经。

此外，印度被视为“供应链转移潜在目的地”，其产业政策也对全球经济分工影响深远。对于印度未来的发展，全世界都极为关注。

在此背景下，印度央行前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在其新著《打破常规：印度特色的繁荣之路》中，以独特的"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双重视角，为我们解构了印度与世界互动的底层逻辑：如何在保持战略自主的同时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又该如何平衡民族主义冲动与国际责任担当？这些思考不仅关乎印度的未来，更为所有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宝贵的镜鉴。

从追赶者到领导者

今天，印度正在成长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它的总收入已经高于许多发达经济体。由于仍处在相对贫困的阶段，印度的“追赶式”增长率也比发达经济体更高，使它接连超越一个又一个发达经济体—前几年超越英国，如果进展顺利，还将很快赶上德国和日本。因此，某些极端沙文主义者已经在敦促印度公开炫耀自己的实力，向或贫或富的其他国家宣告印度的诉求。归根到底，印度终将成为一个超级大国，那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就高调行事呢？事实上，确实已有人称此为印度的“战虎外交”策略。它在印度国内民众中颇有市场，实际却鼠目寸光，因为这会招致不必要的外来反应。

印度其实有另一套选择：低调地增强经济实力，凸显印度的价值观，并传递将在其他国家的成长道路上充当平等伙伴的信息。印度应该大力倡导贸易和投资的开放，因为这很好地帮助了它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时也需要审视自己在这方面的过往经验与不足。印度还必须带头促进世界对服务业出口的开放。随着经济的增长，印度也应该相应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但它必须表明自己无意主动对外侵略，而是为防范攻击积累坚实、强硬的国防力量。

印度应该在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面前发挥自己的作用，尤其是在去全球化、气候变化、移民和老龄化等问题上。这样做不仅会促进本身的经济发展，也会使印度在成长为超级大国时，更有可能打造自己的模式：注重合作、和平、友善和创造性，而非胁迫与支配他国的自信的超级大国。我们相信，未来该做何种选择是显而易见的。

2023年，印度作为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成功举办了新德里峰会和其他许多会议，对外交往表现出强劲势头。让这种趋势持续是关键所在，本章也将重点探讨印度必须做出选择的若干主要议题：软实力与硬实力，对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一般处理办法，服务贸易标准的制定，以及对气候变化、移民和老龄化的应对策略等。从地理角度看，印度的选择必然涉及它该如何与周边较小的邻国合作，如何打造一个有利于发展贸易的毗邻区域，如何与中国这个北方主要邻国打交道，如何处理与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关系，以及如何与被称为“全球南方”的发展中世界互动。

软实力与硬实力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小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把软实力定义为“通过吸引力而非胁迫或金钱来实现自己愿望的能力”。软实力的传播依靠文化和艺术、思想和政治理念、讨论和交流等。当扩散到其他国家的东西被视为合法、有说服力、带有道德力量的时候，软实力就成功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我们不禁想起，美国的经济成就如何成为说服其他国家在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推行经济自由化的关键因素。这种模式同样让美国企业获得了好处，帮它们打开了市场。文化成就也有类似的效果，例如纽约市郊的说唱音乐如今已渗透到旁遮普邦流行音乐和宝莱坞作品中。另一方面，硬实力是指通过胡萝卜（奖励）加大棒（惩罚）实施“胁迫的能力”，它来自“一个国家的军事与经济实力”。

当然，实力本身不是目标，关键在于用实力来达成的最终目的：是否促进一个国家的发展，帮助其传播理念和价值观，以及相应地巩固自身的安全。这是印度需要时刻提醒自己的，因为实力的发动可能招来不利反应，反而让发力者远离发展、影响力和安全的目标。

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尚卡尔·梅农（Shivshankar Menon）指出，“历史上的所有新兴大国都选择在积聚实力的时候保持低调，而不是炫耀自己的力量和效果，在崛起途中招来抵制”。他警告说，20世纪30年代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以及日本就因为过早展示其野心和实力而遭受挫折，付出惨痛代价。

就印度而言，它的文化遗产，包括源自这里的若干伟大的古代宗教，从来就是对世界产生影响力的重要来源。印度争取独立的非暴力斗争及其主要领导人甘地的思想，帮助把文化遗产提炼为值得世界广大地区模仿的具体行动指南。甘地的雕像如今矗立在伦敦的议会广场、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总部大门外以及纽约的联合广场等世界许多地方，这表明他的非暴力思想得到了广泛接受，也是对印度软实力的认可。与甘地同时代的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则没有获得类似的待遇，是因为他主张的神权国家的道路无法激起人们的共情。

正如历史学家拉马钱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在传世之作《甘地之后的印度》（India after Gandhi）中所述，印度在独立时对民主道路的选择以及后续的坚持进一步强化了它的道德光环，并赢得了日益广泛的尊重，尽管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依然有限。印度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和精神追求吸引了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等知识分子来到这里。许多人，尤其是来自发展中世界的人士，真心期盼这个古老文明把自己塑造为新的民族国家。

印度投射软实力的潜能尤其深厚，因为与美国类似，它是由不同语言、种族、民族和宗教背景的人组成的“大熔炉”。印度在依然贫困的情况下，仍以统一国家的形象傲立世界，告诉世人不同类型的人能够和平互利地共同生活，树立起实现人类共存的成功典范。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精神生活的富足、相互尊重和接纳以及共同的身份认同，都大大弥补了民众收入的匮乏。

沿着这一脉络，研究现代印度的若干知名学者在近期完成的一份报告中很好地总结了印度的软实力来源。他们指出，“印度实力的根本源泉是榜样的力量”，这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经济增长、社会包容、政治民主，以及自由的宪政秩序。他们强调，印度的国父们并没有尝试实现一种虚假的同质性，而是争取“通过对无数的地方认同的创造性表述，来找到一种持久的民族力量”。

当然，如果他人要动用硬实力，仅靠软实力并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安全，否则世界上许多追求和平精神的地方就会保持独立状态。在1971年的孟加拉国独立战争中，美国选择支持巴基斯坦的叶海亚·汗政府，印度至今视之为背叛行动：为美方的短期利益而牺牲了两个民主国家的共同价值观。2008年11月发生的孟买恐怖袭击事件背后显然有外国政府的身影，却没有引来国际社会的孤立和制裁措施。所以简单地说，印度无法仅靠小约瑟夫·奈的理论所说的吸引力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硬实力是印度捍卫自身安全的必要手段，同时才能说服其他国家：印度是个值得信赖的伙伴或者不想遇见的对手。问题在于印度是否可以只依靠硬实力，我们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与美国、中国和欧盟相比，印度经济的规模要小得多，未来几十年恐怕仍将如此。假如跟任何超级大国发生对抗，印度将需要盟友。话又说回来，尽管印度的规模尚不足以威胁到当今的世界大国，却已在周边的邻国中引发了巨大担忧。

印度那些规模较小的邻国

印度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从未形成牢固的基础，始终起伏不定。这里先不谈依然低迷的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就以1971年印度军队帮助实现独立的孟加拉国来说，由于多数党的某些政客肆意攻击孟加拉国移民，双边关系趋于恶化。中国在尼泊尔、斯里兰卡乃至不丹的影响力增强，因为民族主义越发强势的印度制造的压力让它们有了结盟意向。缅甸的执政者也一直与中国方面较为友好，因为对方不干预他们的国内问题。

印度的所谓“战虎”外交成事不足。例如在新落成的议会大厦里有一幅描绘阿育王统治疆域的壁画，覆盖了如今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地，令这些邻国深感愤怒，它们认为这似乎反映了印度的领土野心。让它们更为忧虑的是印度执政党的部长和政客谈论的“大印度”（Akhand Bharat）概念，似乎那不是一个作古的说法，而是将来的目标。面对较小的邻国的担忧，印度不应该无动于衷。

与邻国关系恶化会让印度自己的边境各邦冲突加剧。友好的邻国会拒绝给武装分离主义者提供庇护区或安全走廊，迫使他们回到与印度政府的谈判桌上。而不友好的邻国可能对这些人的活动视而不见，甚至主动给他们提供武器，导致冲突旷日持久，克什米尔地区的现状就是明证。不幸的是，多数党的威权主义做法会在惹怒邻国的同时加剧国内矛盾，导致国家安全局势恶化。

假如印度致力于和平的包容性增长，包括加强对自己的领导人的民主制衡，那么邻国的担忧也会相对减少，从而把更多精力转向经济、贸易和投资。民主国家当然也会对外发动战争，2003年，在国内的集体狂躁情绪以及关于萨达姆·侯赛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虚假信息推动下，美国入侵了伊拉克，就是一个例子。但自由民主国家通常不会被个别领导人的一时兴起所左右—这样的领导人或许活在自己的茧房里，被唯唯诺诺、时常揣测其喜好的下属包围。不幸的是，专制国家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经济领域，印度同样坐失良机。南亚区域内部的贸易和投资远未达到地理上毗邻国家之间应有的密切水平。如果各国内部的基础设施都得到改善，再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和航空加强跨境联系，南亚内部的贸易和投资有望实现飞跃，但政治成了拦路虎。我们之前介绍过，由于通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陆上贸易通道基本上被阻断，旁遮普邦的经济发展就受到了极大的束缚。

目前的主要区域协调机构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 Asian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SAARC）。参加过该联盟会议的人（如拉詹）无不感受到其中的暗流汹涌。首先，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存在时断时续的对抗，这通常决定着会议能否取得成效。其次，诸多较小的邻国自然担心被印度压倒，而印方官员对此并不总是有敏感性。于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会议成果往往很有限，表面上在继续行动，实际上则进步甚微。

作为该地区的领头大国，印度必须为深化合作打好政治基础，并提出大胆的能激励邻国的共同发展纲领。印度可以先采取一系列积极行动，必要时可以单方面实施，例如：大幅简化签证；减少不必要的边境摩擦（包括烦琐的车辆检查和文件检查）及外汇兑换摩擦；向区域内的申请者和病人开放大学与医院服务；主动分享在储备金、债务管理、数字公共设施等方面的专业知识；邀请区域内的企业来印度交易所上市；在政府培训机构为区域内官员提供学习机会；增加官方贷款金额，支持区域货币互换行动；加强反恐安全合作，包括分享不会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资料……所有这些都要求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而信任度在各国之间或许有差异。无论如何，必须经常性地培育这样的信任，它伴随着某些风险，但过度谨慎则注定一事无成。

印度在全球性论坛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印度的执行董事代表南亚大片地区的利益）、七国集团（作为常设观察员）、二十国集团与气候对话等。印度应该在重要的全球性会议之前召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会商，以了解是否有区域性意见需要代为陈述。南亚诸国都面临类似担忧的气候问题（后文还会详述）似乎是构建此类共同立场的一个天然场所。更多的区域性对话（哪怕多数时候只是空谈）会增强各个层级官员之间的联系，为后续的更重大行动奠定基础。

下一步将是开启区域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谈判，辅以逐步扩大开放的具体计划。印度企业将在跨境贸易和投资领域成为先锋，因此应该理解邻国对印度产品涌入其市场和印度企业主导其经济运行的顾虑。在必要的时候，如果数据显示邻国的担忧确凿无疑，印度应采取某些自愿性质的约束。例如，印度可以答应对每个国家的出口增长率设定某个上限，尤其是在农业等敏感产业。更一般地说，印度应该自愿做出某些让步，以便启动增强南亚经济实力和活力的整体项目。这种让步不是示弱，而是彰显自信和常识的明智之举。

如何面对巴基斯坦？印度认为巴基斯坦始终有庞大的利益集团（包括武装力量和情报部门等）在反对双方的友好合作。的确，预算安排乃至权力架构都显示，这些势力把印度视为意图摧毁自身的恐怖怪物。然而巴基斯坦如今的经济深陷泥潭，它对之前的盟友美国而言也价值有限。巴方可能还需要更多时间才愿意与印度开展诚恳的双边合作，但在区域性事务中或许会减少阻挠，尤其是如果它相信这些行动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增长。当对话条件最终成熟的时候，印巴双方会发现它们共同的语言文化将为合作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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