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岭口的指挥所里，阎锡山盯着桌上的作战地图，红蓝箭头交错纵横，像一张被扯得支离破碎的网。这位在山西经营了近三十年的“土皇帝”，正把一辈子的家底都押在这场大同会战上。十二万大军，有晋绥军的主力，也有中央军派来的援兵，他想在晋北盆地一口吞下两万日军先头部队。兵力悬殊到这种地步，任谁看都该是稳赢的仗，可谁能想到，才十几天功夫，这场被寄予厚望的决战连像样的交锋都没展开，就草草收场了。大同没费一枪一弹落了敌手，晋北的大门彻底敞了开来，三十万大军慌慌张张地往南撤。

撸起袖子干一场

阎锡山对大同会战这么上心，全因他太清楚山西的地界有多金贵。

山西像坐在“华北屋脊”上，低头就能看见冀鲁平原，打古来就是打仗必争的地方。大同作为晋北的重镇，平绥铁路和同蒲铁路在这儿交汇，是连接晋察冀和晋绥军区的关键节点。这儿要是丢了，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顺着同蒲铁路就能一路往南，直扑太原。

更要紧的是，大同盆地是山西的粮仓，能把这儿攥在手里，晋绥军长年头疼的后勤问题就能缓解不少。1937年8月，南口、张家口接连被日军占了，阎锡山估摸着日军主力肯定会沿着平绥线往西打大同，就下决心在这儿布个“口袋阵”：让李服膺的第61军死守天镇、阳高，先挫挫日军的锐气；王靖国的第19军守在聚乐堡的预设主阵地，把敌军引过来；傅作义的第35军和刘茂恩的第15军分守南北两边，等日军钻进来就从两边夹击。

蒋介石也觉得这计划靠谱，赶紧调了刘茂恩的中央军往北赶，从表面上看，这张网织得密不透风，没什么疏漏。可战场上的事儿变数太多，阎锡山想得再周全，在日军快得像风的攻势面前，也显得手忙脚乱。

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用“闪电战”直奔天镇，李服膺的第61军防线在毒气弹和重炮的轰炸下，没多久就垮了。虽说第399团的团长张敬俊带着弟兄们死守天镇县城，一直撑到9月11日，最后还能带着剩下的人有序撤退，可盘山这个制高点丢了，整个天镇防线也就跟着崩了。

更要命的是，阎锡山把日军的机动能力和情报水平想得太简单了。就在李服膺部在天镇拼死抵抗的时候，另一路日军——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正偷偷摸摸往晋东北的广灵、灵丘钻。

日军这条进攻路线可不是随便选的。一年前，坂垣征四郎借着“游览五台山”的由头，徒步把晋北的地形摸了个遍，平型关到雁门关那些险要的通道，他早就烂熟于心。当时阎锡山压根没当回事，只派了刘奉滨的第73师在那儿警戒。

9月14日广灵丢了，板垣师团像一把尖刀，插进晋军防御的薄弱处，直接威胁到雁门关的后路。战报传到阎锡山手里时，他才猛然醒悟，自己掉进了板垣精心设下的圈套。

一团混乱的晋系

指挥上的乱糟糟，更是让溃败来得更快。守在聚乐堡的王靖国第19军，本来该像块磁石吸住日军主力，可这支部队刚跟日军前锋碰上面，就一个劲儿地喊救命。

王靖国不停地向阎锡山求告，让南北两边的部队提前出击，还要求陈长捷的预备军来增援，把原定诱敌深入的计划搅得一塌糊涂。这种慌慌张张的劲儿，直接让阎锡山心里没了底。

这时候，南翼兵团的指挥官杨爱源发现，刘茂恩的中央军还没到浑源，北边傅作义的部队也没按时赶到攻击位置。当板垣师团占了灵丘的急报和王靖国的求援电报一起摆在桌上时，阎锡山犯了难：要是按原计划来，板垣可能会切断雁门关的后路；要是分兵去拦，大同的“口袋阵”就白搭了。

9月11日夜里，日军离大同还有一百多里地呢，阎锡山竟然下了全线南撤的命令，炸了御河铁桥，退到雁门关死守。两天后，日军没费一枪一弹就进了空荡荡的大同，三十万守军不战而退，这奇耻大辱传遍了全国。

总要有人担责

大同会战就这么黄了，但是后续更加危机四伏。为了平息舆论的指责，阎锡山把败仗的责任推给了李服膺。

10月4日，李服膺被安了个“擅自撤退”的罪名，在太原东校场枪毙了。枪响的时候，61军的官兵没有一个不悲愤的，399团的弟兄们甚至露出满身的伤疤抗议：“我们要是不抗日，这些刀枪伤是哪儿来的？”这种憋屈的感觉，在后来的战役里变成了拼命复仇的劲儿。

平型关战役的时候，61军434团的团长程继贤为了洗刷部队的污名，带着全团猛攻团城口、鹞子涧，最后全团将士都牺牲了，才挡住日军的增援路线，无形中帮了八路军115师伏击战的忙。一千五百名官兵倒在平型关的山梁上，他们用鲜血证明，晋绥军的骨头还没软。

从战略上看，晋系丢了大同让山西的战局急转直下。日军只用半个月就把雁北十三县占了个遍，接着突破平型关、茹越口防线，一路往太原扑。虽说八路军在阳明堡偷袭了日军机场，卫立煌带着中央军在忻口死守，可娘子关一丢，太原就没了屏障。

1937年11月8日，太原这座千年古城还是沦陷了，华北战场的主动权落到了日军手里。说起来有点讽刺，板垣征四郎站在太原城头眺望晋中平原时，说不定会想起一年前跟阎锡山喝酒的场景，那次借着“师生情谊”的勘察旅行，早就为这场溃败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