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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耳朵密切相关的人

文/ 郑怡灵

寒风钻进郑家老宅的砖缝，刚出生的我被裹在印着"福"字的襁褓里啼哭。煤油灯将我的耳垂照得透明。“怎会是女孩儿？耳垂薄如纸，命比黄连苦"，邻屋嬢嬢的一句话让满屋贺喜的亲戚突然噤了声。

次日，我的头上就多了顶绛红色尼龙帽，大人们说这样能"压"出福气。我的耳朵被粗糙的尼龙勒得紫红。满月酒那天，我的啼哭甚至盖过道士驱邪的铜锣声，却无人察觉这是痛苦的呐喊。

除夕夜，一个风尘仆仆的男人推开了房门。他身上的樟脑味混着长途汽车的汽油味，手指带着雕刻玉器留下的茧。老茧子轻轻划过我的脸，在耳廓处顿顿停下。一把扯下那顶"刑具"，血丝已经黏住了我的耳尖。

这个拯救我耳朵的男人是我的父亲。后来他总抱着我哼跑调的粤语歌："阿妹的命好着呢。”在这个重男轻女的乡村，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为我抗争的人。

我常被祖母抱到堂屋看墙上的照片。相框里那个穿皮夹克的男人站在玉器厂门口，身后堆着翡翠边角料，阳光下的他，笑容温暖。“这是你爸”，祖母用沾着茶渍的手指点点玻璃，“在广东雕玉器，赚大钱哩。”

腊月里，邻居家孩子都有父亲带回的玩具。我的床头却只有个玉雕小羊，耳朵缺了一角。夜里，我摸着冰凉的小羊，想象广东该有多远，远到三年都走不完回家的路。祖母说，等我耳垂长厚些，父亲就回来了。

为遮掩我单薄的耳朵，为能见着父亲一面，一夜，我趁祖母熟睡，悄悄摸出剪刀，咔嚓咔嚓，长发顷刻化作齐耳短发。我将耳朵仔细藏进新剪的短发里，又将剪下的发丝塞入衣柜最深处。心想，这般便无人知晓我剪了发，更无人看破我的心事了。谁知此法竟奏效，这年春节，父亲回来了，还要把我一起带去广东！

那年的广东，油烟与摩托车尾气在热浪中浮游，大排档的炒锅声昼夜不息。红土飞扬的工地上，打桩机将钢桩楔入地心。行人穿着港式窄脚裤，头上的摩斯定型发胶反着光，诺基亚的蓝屏在裤袋里明灭。

我心想：原来，父亲是被这城里繁华牵制住了回家的脚步？

其实不然。来到父亲身边后，我们见面的次数仍然很少。母亲说他的手艺是水磨工夫换来的，早出晚归已成常态。我见过他雕的翡翠，却很少见到他握刻刀的手——那双手总在黎明前就消失在玉器厂铁门后。最亲近的时刻竟是半夜惊醒时。门缝透出的光线里，父亲的背影被放大在墙上，随着锣机雕刻微微震颤。

玉雕厂的老板赏识他，掷下一年二百余万的年薪，要将他的心笼络。同行们便送他一个“玉雕打工皇帝”的雅号，他也只是笑笑，照例埋首于石块之间。可谁知他在最得意的时候，竟拂袖而去。偏要在老旧的居民楼里，自个儿辟出一方天地来。初时自然是艰难的，灯光昏黄，锣机声轧轧，与邻家的炊烟混在一处。然而他不以为苦，只是日日与玉石相对，一刀一凿，渐渐凿出了些名堂。

他的工作室敞亮了，徒弟也有了数百。头上的光环更是层层叠叠：正高级工艺美术大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广东省劳动模范……名目繁多，排起来怕是要占去数张纸。这些名号我原不愿赘述，但细想之下，它们倒像是父亲雕刀下的刻痕，让父亲雕琢人生的功夫显得更可感些。

他不但雕玉，也雕人。

父亲自幼由太祖母拉扯长大。每年归乡，他必要侍奉老人用饭。一勺，两勺，三勺......粥凉了便去热，热好了又继续：舀起，试温，喂食。这动作他做得极熟，却又极郑重，像是在行什么庄严的仪式。

我试着喂过一次。但见太祖母嘴角轻颤，咀嚼迟缓，手中的粥勺不觉生出几分毛躁。"老人吃饭太慢了......"我低声嘟囔。父亲默然按住我的手腕，接过勺子继续喂食。他舀得极缓，每一勺都要待老人完全咽下，直到粥碗见底，他紧蹙的眉头才渐渐舒展。这时太祖母忽然绽开笑容，光秃的牙床让我心头一震——堂屋相框里那张泛黄的老照片上，襁褓中的父亲未生乳牙，也是这样咧着嘴，对抱着他的太祖母笑。

原来他喂的是粥，更是恩情。

从前我还觉得父亲是个怪人。他总爱举着手机，对着家人拍个不停。每每见那镜头对着我，便觉得它像一只不怀好意的眼睛，专挑我最难看的模样，将我的缺陷放大。为此我与他大吵一架，严令禁止他再拍我。后来他发来消息说："这是他最伤心的一天！"我不以为然，心想，专爱收集别人丑态的人，还有理了？

多年后在家族群里重见父亲发的旧影像，方才明白他的用心。那些没有滤镜的影像里，我和弟妹如此鲜活。他记录下我们吃饭时的狼吞虎咽、吵架时的怒目圆睁、睡觉时的憨态可掬——原来他早已知道，这些平凡的瞬间，才是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有孝有爱的人。

那是我头一遭见父亲动那样大的气。高中时，我忽起了烫发的念头，话才溜出唇边，“胡闹！”他一声喝，震得我耳中嗡嗡作响。我偏要强嘴：“不过烫个刘海遮遮耳朵......”父亲脸色陡变。“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他嗓子忽然哑了，“耳朵生得如何不打紧，要紧的是你用它听什么。”

他粗粝的手掌轻轻覆上我的耳畔，像调试收音机般缓缓转动。“可听见了？”他的问话混着窗外发廊的广告声飘来。彼时不解其意，后来才明白，那是在教我调频——将闲言碎语滤作背景杂音，而让教诲、智慧与心声，清晰可闻。

父亲的手掌既能抚平家人的衣角，又能刻下山河的轮廓。

他的雕功在城里是响当当的。常有珠宝商捧着上等的翡翠原料找上门来，出高价让他雕刻招财进宝的摆件。可他的工作灯下，绿翠要雕成董存瑞高举的炸药包，红翡要刻成刘胡兰坚毅的嘴角……

“老郑啊，这些题材周转太慢，卖不上价。”商人们总这样叹气。父亲却说：“美玉需养，精神更要养。好东西值得慢慢磨。”

要论父亲“磨”的功夫，我可最清楚不过了。

约莫在我八九岁时，父亲执意要琢一艘红船，还要费功夫将革命路上的一些大事小情刻进去。那时节，他每每许我：“考得好时，便带你出去走走。”我总想着该是去动物园看猴子，亦是到新开的游乐场坐旋转木马。

谁知父亲的"走走"，竟是往翡翠标场去。场子里人头挨着人头，汗臭混着石粉味，直往人鼻子里钻。他却自在得很，在石堆里转来转去，时而敲击，时而对光细看，眼睛亮得出奇。我坐在一旁，看蚂蚁搬家，数烟头个数，心生埋怨。更可恼的是，还得时时留意父亲可别把我忘在这里。

有时也去旧书市。破旧的棚子底下，堆着些泛黄的连环画本。父亲一蹲就是大半天，专拣那些革命故事买。画上的人物个个横眉竖目，举着拳头喊口号。在我看来实在乏味得紧，但我终究没有作声。我知道，若是我露出不耐的神色，他必定又要说：“这红船要载的，正是这些热血故事哩。”

后来他竟真寻着一块好料子。浅绿处似南湖春水，橙红处如破晓霞光。玉匠们都说这料子太脆，怕是不好雕琢。父亲却摩挲着石皮，轻声道：“那年南湖上的船，不也是这般单薄？可就是这单薄的船，载起了我们整个中国的希望。”

此后经年，父亲闭门雕琢，再不说带我出游的话。直至初中毕业前夕，他忽地要领我去个地方。我疑他又要耍儿时的把戏，却还是跟了去——原来是要我看那半成的红船。

翡翠船窗不过米粒大小，竟映出1921年南湖的波光来。父亲用布角轻拭船身，少有地露出傲色，说道：“这红船之后，我还要雕抗战英雄，刻长征......我要把红色岁月都刻进玉里。十年不够就二十年，二十年不够就三十年。”

原来有些光芒不必耀眼，却能照亮很远的路；有些坚持看似固执，却值得用一生来雕琢。

送我去警校报到那日，秋风正紧。校门前，父亲又摸出那部旧手机。这一次，我没有躲闪。镜头里，碎发被风撩起，露出耳畔那个小小的缺口，在秋阳下竟闪着光。快门响时，我忽然明白：这耳朵原是块粗粝的石头，是父亲用孝心作刻刀，以爱意为磨具，把勇气与情怀化作抛光布，将我的耳朵雕刻得独一无二。

在警校走到第三年，我一直以父亲血脉里流淌的赤诚，书写着对父亲、对这片土地的情书。与父亲一般，我从不在意肩章上几道杠，只将群众托付的责任放在心上。那些被骗的、寻亲的、被困的，都沉沉地压在肩头，却让脊梁愈发挺直。当党徽扣响胸膛，清脆的“咔嗒”，与记忆中父亲琢玉的沙沙声重叠。那是一种奇妙的共鸣，他雕琢的是英雄的轮廓，我打磨的是自己的形状。

我想，所谓灵魂雕刻师，便是这个与我的耳朵密切相关的人吧。 00

《我们的父亲母亲》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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