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局长去世，我未能回来送别，因为我感冒了，而且也买不到车票。一年了，经常想起他。
我和王军局长认识是在“文革”下放期间。他是1970年7月，从“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直接下放的，我是1970年7月下放的。我们都下放到忻县地区，但都没有立即分配工作，而是参加地区革委会派到几个县的整党建党宣传队。他在原平，我在繁峙，那时我们还不认识。
我所在的驻繁峙宣传队，队长是原省供销社副主任张毅，副队长是原省地质局副局长杨成江。由于我是忻县地区定襄人，情况熟一些，他们就让我做他们的助手，开会、汇报的事往往由我去跑。地区经常召集各宣传队开会，王军同志是驻原平的宣传队副队长，这样我就认识了他。他仪表平凡，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但他汇报工作不仅有数字，而且有许多农村趣闻，精彩生动。他丝毫没有队长的气派，开起玩笑来，和其他年龄差不多的人一样，没大没小，往往赢得大家的笑声。我可不敢开玩笑，我只是饶有兴趣地听。他的口音有点怪，但能听清楚。后来才知道他是平顺县人。
1971年3月，我调回省革委办事组秘书办公室，4月召开了党代会，产生了新一届省委，秘书长由李玉如担任，秘书办公室改为办公厅办公室。那时办公室十分强调下乡调查研究，我所在的调研组（后改为资料组）当仁不让，下乡最多。到了原平，才知道王军同志担任了县委委员、政工组副组长，分管宣传、文教、整党建党工作，还编《原平县报》。再见面就到1975年后半年了。
1973年冬至1975年7月，我在临汾地区襄汾县工作了一年半，回来后经王大任书记支持，调到省委宣传部文艺处。这时王军同志早已由忻县地区文化局副局长兼文工团书记，调任省文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他分管群众文化工作。宣传部分管文化艺术的副部长先为卢梦、后为刘江。宣传部和文化局都在一个大院，文化局在一号楼，宣传部在西楼。文艺处经常和文化局艺术处、群众文化处打交道，同分管的局长也比较熟。我和王军局长因在忻县地区就认识，所以也就比较惯。他还是那样平易，但却不见他像在原平那样开玩笑了。当时，文艺方面的工作重头在剧团的创作、演出。粉碎四人帮以后，重头又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以及文联和各协会的恢复，省委和宣传部专门研究群众文化工作不是很多，但对参加全国木偶、皮影、三人舞调演的节目，还是研究过几次。这项工作属于专业团体的范围，却是由王军局长抓的，他为此耗费了两个月的时间。
从这些工作中，表现出王军局长对工作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精神。几十年中，他调动了23个岗位，做过17种工作，最后落在群众文化工作上。
群众文化工作，既有它的特殊性，又有它的艰苦性。群众文化处处都有，但处处都不受重视。即使现在知道了群众文化中保存着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导也未必把它真的当回事，而总是强调“新创”“原创”，不断地为争奖赶制废品。由此可知七十年代后期，王军局长分管群众文化时的艰难。怎样改变原本就薄弱，“文革”中又遭到摧残的群众文化工作局面？他当时也无定见，只能群众文化问群众，从调查研究入手。他先用15天的时间，召开了第一次全省艺术馆长、文化馆长、地市文化局长会议。之后，每季召开一次地市艺术馆长会，交流情况，并且先后召开了16次小型会议。大面上了解掌握了全省群众文化状况，做了工作部署。在这些会议上，请省委、省政府、宣传部领导到会讲话、指示，争取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群众文化特别是群众艺术，也同专业艺术一样，也是给人欣赏的，也需要展示、交流、总结。这一点王军局长是深以为然的。他在任期间举办了6次文艺调演，有220个代表队、1100人参加。向全省推荐了228个小剧本、128首革命歌曲。县区文化馆发展到123个，县图书馆由十几个发展到92个，乡镇文化站780个，村文化室13200个，670个业余剧团发了演出证。省政府召开了全省农村文化工作会议，表彰了350个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他主编了《山西群众文化》42期，撰写《群众文化工作研究》一本，15万字，发表了16篇文章，13万字。离休之后，还收集整理了1979年至1985年《山西群众文化工作七年大事记》621页，40万字。
在开会、组织活动的同时，他用五分之四的时间，迈开双脚走向基层调查研究。全省各县他都去过，次数多达9次以上的就有29个县。调查了328个文化站，937个文化室、宣传队、民间艺术组织、业余剧团。他到偏关县调查研究，从城里走到40里外的西山顶上一个叫天峰坪的小村。看了那里的文化室：一个小院，两孔窑洞，桌椅板凳、音乐器材、美术用品、图书报刊都有。室内十几个人，有看书报的，有讲故事的，很有文化气氛。他十分高兴。这进一步激发了他走遍乡村的劲头，也防止了跑富不跑贫、跑先进不跑后进、跑平川不跑山区的偏向。他深有体会地说：“跑得多了，时间长了，深感只要不在吃住行方面搞特殊化，各地干部群众就会讲实话，遇到困难也会有办法，收到的材料也用处大。”他和群众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说：“离休后，常想的问题还是群众文化。”
他的这种“走功”，是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磨炼出来的。1926年5月10日，他出生于平顺县和峪村一个农民家庭。1944年在左权县（原来叫辽县）参加华北新华书店工作。1945年任太岳区新华书店党报发行员，报纸随到随发不过夜。1947年随军进曲沃县新开创的新华书店，任经理。在敌机轰炸的情况下，大量供应有关土地改革的书刊，受到了陈赓司令员的表扬。解放临汾时任随军书店负责人，在南自绛县北至霍县近二百里路的东山上，用步枪担着书，走村串乡，供应部队和群众革命书刊。1948年调新华书店太原分店任栈务股长，每天拉着平车到车站收发书刊，大量发行新版年画。1951年任新创建的晋城新华书店经理，大量发行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抗美援朝的书刊。同时跑各县文化合作社，帮助扩大业务；大力开辟发行渠道，在晋城建立了全国首批乡镇一级图书供应站；通过教育系统打开了《中国青年》等43种期刊的发行渠道，仅晋城一个县《中国青年》的期发量就达到4000册。1959年任省文化局秘书室秘书，为解决中小学教材印刷难的问题，到北京搬迁京华、崇文两个印刷厂来山西，组建了新华印刷厂。“文革”中一面挨斗，一面工作，为完成中小学课本和1500万册《毛泽东选集》、3000万册《毛主席语录》的印制任务，跑纸厂、塑料厂、铁丝厂和铝厂，还在全省组织了41个小印刷厂。在原平县任政工组副组长，分管宣传、文教、整党建党的同时，协助县委书记分管县城东北9个公社的农业生产任务。所有的这些工作都需要走，乃至在走的过程中负了伤。1948年因上山拉煤，翻车压坏双腿。在原平县，白天干完分管的工作，晚上十二点以后还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下乡上山。上山满身汗水，又遭急风暴雨，扛自行车过河，得了双腿失灵的重病，寸步难行。1972年带病担任忻县地区文化局副局长兼文工团书记。边学习、边排练、边演出、边劳动，昼夜深翻土地，又劳累过度，大吐血。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工作也没有止步。
他“走”出了功夫，也同他所走过地方的各种人走出了感情。他是一个像朋友一样的领导者。我在文化厅工作期间，每年春节都要同厅长们一起去给各位老局长拜年。他和其他老局长一样，都要对我们感谢一番。他又与其他老局长不同，还要走到各位厅长家回访一次。1985年我患急性胆囊炎作了手术，住院期间他几次到病房看我。1990年9月，我调文化部艺术局工作，走时给所有的老局长写了几句打油诗告别。我给王军局长的打油诗是：
满腔心血献群文，
两只脚印遍乡村。
投身艺术事业者，
取宝诚心步后尘。
他很珍视这几句打油诗，一直保存着，并且引用在他八十岁生日写的文章里。我其实并没有彻底离开山西，我有儿女还在山西，文化厅还让我住着原来的房子，我觉得山西才是我的家，北京不过是一个店房。春节我还是回来过，依旧给老局长们拜年，王军局长依旧在他老伴的陪伴下来回访。平时只要他听说我回来了，都要来看我，直到他走不动了。
他“走”出了他的人生价值，他的主要业绩记载于山西文化史页里，入选于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专家人才库》，和中国政策科学老年政策委员会主编的《开国将士风云录》里。他“走”出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品格。
2006年5月10日，是他八十岁生日，也是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他的腹部动过手术三次，有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塞，特别是得了类风湿关节炎，行动十分困难，但他的思想却没有停留。他在客观地记述简历的最后，没有说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自豪的话，竟然说：“但这绝不等于我过去工作没有问题。主要是在图书发行战线上犯过强迫摊派错误，在几次运动中有过宁左勿右的表现，在农村工作中有过重农轻副的问题。这些尽管向党组织做过检查改正，向有关人员做过赔情道歉，但这是历史，不能忘记。”真是出乎意料，想象不到！
如今一个什么领导人，除去抓进监狱的，去世了都说是“久经考验的”，要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其实他们这个句号很难画得圆，画来画去，仍然不过是个阿Q。比起王军局长来，他们显得很可笑。而王军局长尽管说了自己那么一些问题，不把自己画圆满，却仍然像顽强不息地追逐太阳的夸父，一直走到他回归大地，将身躯化为一片生机勃勃的桃林！
2009年2月16日
于太原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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