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廖汉生被授予中将军衔。
很多人为此感到可惜,因为廖汉生虽然只是中将,但他在建国后干的都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军事学院院长等重要职务,资历十分出彩。
廖汉生1911年出生于湖南桑植,16岁就追随贺龙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红军时期,他先后担任红三军政治部秘书、第七师党务委员会书记、第九师政治委员等职,参与了黔东苏区的创建。
长征途中,他更是以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动员和激励全师指战员坚决贯彻“主力红军会师西北、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与敌军的围追堵截和雪山草地等艰难险阻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为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大会师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廖汉生任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副团长、政治委员,率部开赴抗日前线,初战雁门关,切断日军运输线;再战晋西北,收复七城;夜战滑石片,歼灭日军一个大队,有力地支援了晋察冀边区,粉碎了敌人的多路围攻。
1939年初,廖汉生率部作为120师主力挺进冀中,连战连捷,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他更是任晋绥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率部开赴陕甘宁边区,执行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廖汉生参加了延安保卫战,尔后转战陕北,参加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和陇东、三边、榆林、沙家店、清涧等战役。
冬季整训期间,他更是领导第一纵队率先开展“诉苦三查”教育,有力地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增进了官兵团结,激发了练兵杀敌积极性。这一经验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野战军首长的好评,并在西北野战军广泛推广。
1979年的夏天,南京军区的营区里正忙着上半年的总结。副总长杨勇带着工作组来考察,一圈看下来,他对军区的工作状态格外满意,尤其是政委廖汉生把部队拧成一股绳的劲儿,让他心里有了个谱。
那天下午,杨勇在办公室找到廖汉生,递给他一杯凉茶:“有个硬任务,中央想让你挪个地方。”廖汉生放下手里的报表,听杨勇接着说:“沈阳军区缺个政委,那儿离中苏边境近,苏军最近在那边屯了不少兵,战略位置太关键了。”
廖汉生愣了一下。他在南京待了快3年,部队情况摸得门儿清,但沈阳军区那摊子,光是边防线上的几十个哨所就够让人操心的。可他没多犹豫,起身敬了个礼:“服从安排。”
收拾行李的时候,廖汉生的老毛病慢性肠胃炎犯了,妻子想让他缓两天再走,他摆摆手:“那边等着呢,这点疼算啥。”
到沈阳的第2天,廖汉生就跟着军区参谋去了最北的哨所。车开不到的地方,就跟战士们一起步行,深秋的风跟刀子似的刮脸,他裹着军大衣,脚底下的雪没到膝盖,却一路跟哨兵打听巡逻路线、口粮够不够。有个年轻战士冻得直搓手,他把自己的棉手套摘下来递过去:“你们在这儿守着,全国人才能睡安稳觉。”
回去之后,他连夜拉着几位副司令开了会,把边防的训练方案改了又改。原来有些课目偏理论,他拍着桌子说:“战场不认书本,得让战士们在雪地里练战术,在黑夜里练潜伏,真遇到事儿了才不慌。”
没过多久,新的训练计划就下到了各部队,从军官到士兵,全扎在训练场里,摸爬滚打的劲头比以前足了不少。
那年冬天,军区开动员大会,廖汉生站在台上讲话,刚说了没几句,胃里就一阵绞痛,额头上冒出汗来。警卫员想扶他下来歇歇,他悄悄摆手示意别声张,硬是撑着讲完了半个钟头,讲到“咱跟战士们一起守在这儿,寸土不让”时,台下的掌声震得窗户都嗡嗡响。
散会之后,他才靠在椅子上,让医生给打了止痛针。
转过年来,中苏边境的局势更紧了些。廖汉生心里清楚,这时候部队的士气比啥都重要。他干脆在边防团住了下来,白天跟着巡逻队走一趟边境线,晚上就凑在战士们的大通铺边,听他们讲家里的事,讲心里的顾虑。
有回开座谈会,一个老兵说:“政委,真要是打起来,俺们不怕,就怕家里老人没人照顾。”廖汉生当场让人统计了边防战士的家庭情况,没多久,军区就协调地方政府,给困难家庭办了帮扶卡。
那段时间,他把部队的政工制度重新理了一遍,把那些虚头巴脑的条文全删了,改成“战士有困难3天内必回应”“干部跟士兵同吃同住”这样实在的规矩。干部队伍也捋了一遍,谁踏实肯干就往上提,谁摆架子就挪位置,部队的风气一下子正了不少。
后来,边境的紧张局势慢慢缓和下来,没真刀真枪地打起来,但沈阳军区的战士们都知道,那段日子里,廖政委跟他们一起在雪地里跺过脚,在哨所里吃过冻馒头,那份踏实劲儿,比啥动员都管用。
1983年至1993年,廖汉生又先后担任了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他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参加对普法工作和法律实施工作情况的调研和视察,潜心研究代表联络工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虽然他的军衔只是中将,但他的一生却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刚正不阿、敢打敢拼的性格,以及他在各个岗位上的出色表现,都永远值得后世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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