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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such cases.”“Many people are saying this.”

你也许把这些短语认作“Trumpisms（特朗普体）”——即（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语言造法——但它们也已经渗入了我们的日常词汇中。自从这些表达在他第一次竞选总统期间作为网络迷因（meme）走红以来，我们起初带着讽刺地使用它们，后来则出于习惯而张口就来。

如果你在 X 平台上搜索“many such cases”，几乎每分钟都能看到有人用这句话，多半还是套在非政治语境里，比如工作焦虑、或房地产市场。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显示，这两种表达自 2010 年代中期以来的使用率都在上升。

这颇为不寻常，因为迷因通常生命周期很短。网络幽默往往追逐转瞬即逝的潮流，但与一位总统相关的这些短语似乎在英语里找到了更为长久的立足点。

差别在于，他的思想如何通过他的话语传播并变形。特朗普的言语在社交媒体时代演化，主要通过网络玩笑进入语言系统，却又能滞留在我们的真实对话中。那些留存下来的“特朗普体”，非常适合在算法驱动的媒介里实现病毒式传播与再组合。它们不再仅仅指向原始笑点，因为可以被重新套用到日常情境中。

可以说，特朗普的语言具有先天的“可迷因化”特性，因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重塑着我们的现实。

特朗普的影响远不止这两句。自从他把“sad!”用作感叹词推广开来后，我时常听到人们也这样用；类似的还有“frankly（坦白说）”“fake news（假新闻）”，以及句末的“believe me（相信我）”之类的话语标记。这些用语因特朗普的使用而水涨船高，随后被转化成反讽式的“回调”（包括他的支持者也这么玩），再被纳入日常口语。事实上，特朗普对英语的影响，可能超过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甚至可以说前所未有。

上一句就借用了一个 2016 年的迷因句法：当时特朗普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称作“the worst trade deal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deals, maybe ever（史上贸易协定中的最糟糕的一项，也许是有史以来最糟的）”。自那以后，这个笑话变成了一种“短语模板”（phrasal template），也就是带空位的语法骨架。现在，任何概念都可以被装进这样一个短语模板：“[最高级]的 X in/on the Y in the history of Z, maybe ever（Z 的历史上于/在 Y 中的最[最高级]的 X，也许是有史以来最……）”，这使它更容易被套用于新的情境，并且比最初的迷因存续得更久。

特朗普的言语里到处是短语模板。“Make X Y Again（让 X 再次 Y）”与“Thank you X, very cool（谢谢你，X，很酷）”只是两例，如今常被套到日常场景。由于这种“疯狂填词”（Mad Libs）式的可适配性直觉上就能迁移到其他语境，语言便随之扩散。比如，平面设计爱好者会说要“make logos cool again（让标志再次酷起来）”，有人会对挑逗性的玩家二创插画说一句“thank you very cool（谢谢你，很酷）”。

在此前的“网络时代总统”身上，这一切并未出现。乔·拜登（Joe Biden）当然也有口头禅，比如“folks（各位）”“malarkey（胡说八道）”。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演讲时常用“Let me be clear（让我把话说清楚）”作提示，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也以“布什体（Bushisms）”闻名。然而，这些短语并没有进入普通人的日常言谈。

那么，是什么让一个短语更容易走红？研究指出，特朗普使用诸如“huge（巨大）”“stupid（愚蠢）”“disaster（灾难）”等评价性词汇的频率更高，整体情绪色彩也比一般政客更强。关于“病毒式传播”的研究早就表明，情绪化语言更容易病毒式扩散，因此，或许特朗普这种强烈的言语风格更容易在网上被放大。更别说他言论本身的高度撕裂性，常能引发更多评论，而社交平台会对此类互动给予算法上的“奖励”。

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和其他政客相比，特朗普在句法风格上呈现出可量化的独特性。他的用词对大型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LLM）而言更不“可预测”；也有人注意到，他常在句子后面“不成必要地”追加语段——比如在“史上最糟贸易协定”的迷因里尾随一句“maybe ever（也许有史以来最……）”。

“maybe ever”的添加会让它所收束的那个句子显得更加古怪，从理论上说也更可能变成一个病毒式迷因。听起来怪的句子会引来更多评论，从而传播更广。这正是“特朗普体”变得对算法有利、从而抵达我们手机屏幕的路径。到了某个节点，它就会形成反馈回路：特朗普本人的无所不在，已成为迷因反讽的一部分。

并非特朗普的所有话都能存活下来：比如“covfefe”，如今几乎没人再说，尽管当年也红极一时。相反，当他的笑话能找到一种“实用功能”时，它们就会延续——通常借助那些荒诞的短语模板和话语标记的可套用性。这些结构会变成承载其他言谈内容的“载体”。我们改造得越多，迷因就越在语言中“石化”，而我们也就越发开始像特朗普那样说话。

每一种媒介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信息扩散，由此也会影响政治候选人的成败。举例说，人们普遍认为电视作为一种媒介，在 1960 年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战胜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选举中起了作用，因为尼克松在镜头前不够上镜。

如果说电视更适合“上镜”的候选人，那么社交媒体就更适合“可被做成迷因”的候选人。由于特朗普夸张的风格与内容，他似乎更擅长主宰我们的社交媒体信息流。每一次露面，都是让支持者捐款或被动员的一次机会——也在一点点把我们共同的现实推向他的理念。在我们的语言里，也可能如此：特朗普出现的频率远超对手。

政治学者长期指出，“奥弗顿之窗”（Overton window）——社会在某一时期愿意接受、可以公开讨论的观点边界；这个边界会随着公共讨论里哪些观点更常出现、被更认真对待而改变。随着社交媒体算法奖励更极端、更可迷因化的话语，这类表达就会越多地出现，仅凭其存在就会影响我们的文化态度。合理的推断是，特朗普言语的无处不在，可能在使其政策常态化方面发挥作用。

奥弗顿之窗（Overton window）是一个用于理解社会观念如何随时间演变并影响政治的模型。这个理论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奥弗顿提出，其核心思想是：政客在支持政策主张时受到限制——他们通常只会推动那些在社会上被广泛视为合法政策选项的主张。这些主张位于“奥弗顿之窗”之内。

其他政策主张当然存在，但若政客公开拥护这些主张，就可能失去大众支持；这些主张位于“奥弗顿之窗”之外。

不过，“奥弗顿之窗”既可能移动，也可能扩张或收缩，从而改变政客在不至于严重损害选举支持的情况下所能支持的观念数量。某些时候，政客也能通过勇敢地拥护一个位于“窗外”的政策来推动“窗口”移动，但这种情形并不常见。更常见的是，“窗口”的变动源于一种更加复杂而动态的现象——社会价值与规范的缓慢演进，这并非上层力量所能轻易操控。

特朗普的许多主张往往先以荒诞之态出现，因而很容易在互联网上被戏仿——到了这一步，它们其实已经开始影响我们的心理空间。等到这些戏仿在不知不觉间成为语言的一部分时，其外显的力量会被稀释，但所承载的底层观念仍在，继续以更隐蔽的方式维系他的存在感。

我们开始像唐纳德·特朗普那样说话，或许也意味着，我们开始像他那样思考。

亚当·阿莱克西奇（Adam Aleksic），网名“词源书呆子”（Etymology Nerd），美国语言学者，著有《Algospeak：社交媒体如何改变语言的未来》（Algospeak: How Social Media Is Transforming the Future of Langu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