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这句话出自于《傅雷家书》，提起傅雷，大家想到的应该都是作家、教育家和文学翻译家等头衔，但其实，他的感情经历，也是非常丰富的。
傅敏记忆里的父亲永远板着脸。小时候他最怕傍晚，因为傅雷会坐在客厅藤椅上检查作业。有时候数学题算错小数点，父亲突然就把钢笔砸过来，笔尖在作业本上戳出个洞。
更吓人的是哥哥傅聪练琴的时候，只要偷瞄一眼旁边摆着的《水浒传》，傅雷抄起蚊香盘就扔过去，哥哥鼻子被砸得淌着血，母亲朱梅馥蹲在地上一边擦血一边掉眼泪，却不敢说父亲一句不是。
在傅敏的记忆里，家中最常见的场景就是母亲永远弯着腰。傅雷喜欢打麻将，但输了牌就常常直接摔桌子，最后只有妻子朱梅馥愿意陪他玩。有一次大年初二，傅雷一连输了好几局，盛怒之下，他竟然直接抓起整幅麻将砸在地上。
面对这样的情况，朱梅馥也只是蹲在碎瓷片里默默将满地的麻将捡起来，手指被划破了，也只是用嘴简单吮了吮。一旁的傅敏将这些看在眼里，觉得母亲活得太艰难了。
后来他才知道，母亲有多不容易。傅雷留学法国的时候，曾和一个叫玛德琳的女孩爱得死去活来，写信回来要退婚。是母亲的表哥刘海粟扣下了退婚信，才没让事情闹大。
傅敏曾经也翻到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教会学校毕业的她穿着洋裙弹钢琴，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眼里还有光。可嫁给傅雷后，那些光就慢慢灭了，只剩下灶台前的油烟和缝补衣服的线头。
1939年，傅敏记得那时候家里突然多了个常客：一个叫陈家鎏的阿姨。她每次来，母亲都会炖一锅鸡汤，还把最好的客房收拾出来。她说话声音很好听，像电台里的播音员，有次给傅敏唱了段《蝴蝶夫人》，把他听得直发呆。
那段时间傅雷特别不一样，书房的灯常常亮到后半夜，可脾气却好了很多。傅敏偷看过父亲给陈家鎏写的乐评，稿纸上写着“你的声音让肖邦都活了过来”。
有次他半夜起来喝水，看见父亲和陈家鎏坐在客厅里，父亲指着乐谱讲什么，陈家鎏托着下巴听，桌上的茶杯都凉透了。
朱梅馥总是端着茶壶轻手轻脚地进来添水，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傅敏不懂，为什么母亲能容忍另一个女人在丈夫身边待那么久。直到多年后他才明白，母亲不是容忍，而是用她的方式守护这个家。
就像她给傅聪写信说的：“你父亲需要灵感，就像画家需要颜料。”
不过，陈家鎏最终还是去了香港。走的那天傅敏没看见，只记得父亲把自己关在书房一整天，出来时眼睛是红的。母亲什么也没问，只是把他常穿的那件深灰色毛衣熨得平平整整。
1972年香港的秋天，傅敏站在旺角街头等红绿灯，突然被一个银发老太太叫住，“你是傅雷家的孩子吧？”
对方声音里有种老派上海的软意，却带着歌唱家特有的穿透力。傅敏愣在原地，看着眼前这位气质不凡的老人，怎么也想不到会在异乡遇见当年的那个阿姨：陈家鎏。
香港的茶楼里面，陈家鎏喝了一口杯子里的普洱，银色的头发在阳光之下泛着微光，“你父亲啊，”她突然放下杯子，“当年为了给我写乐评，把《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翻译都停了几天。他好爱我。”
傅敏端着茶杯的手猛地一颤，茶水在桌布上晕开一小片深色。后来，老人又从皮包里面拿出一个旧信封，里面是几张泛黄了的信纸，“这是他当年写给我的，说每次听我唱歌，就觉得翻译里的句子都活了。”
随后，陈家鎏叹了一口气，“你母亲才是真正了不起的人，”她顿了顿，然后才接着说：“有次我生病了，还是她去买药，还熬了粥送到我宿舍，她只说‘你安心养病，他才能安心工作’。”
听对方这么说，傅敏忽然想到了母亲临终前给自己写的信，上面说：“我一生所求，不过是让你父亲能安心做学问。”
这时候他才明白，原来这些年母亲的隐忍，不是懦弱，反而是一种成全。
傅敏最后一次见到父母，是在1966年的上海，当时江苏路的老房子已经被抄了4次。当时，傅雷正在用毛笔写遗书，朱梅馥正在一旁磨墨，傅雷头也没抬，吩咐他道：
“敏儿，去把保姆的工资结了，再给她些遣散费，她跟了我们几十年，不容易。”
几天之后，傅敏就接到电话，说父母已经走了，匆匆赶回家的时候，他只看见父亲的眼镜还放在书桌上，旁边摆着的是一叠整整齐齐的译稿。母亲把他的旧衣服都叠好了，摆在衣柜最上面，每件都用白纸包着。
后来他才知道，母亲在父亲悬梁后，用被单跟着走了，连鞋子都摆得整整齐齐。雷的遗书里，除了交代债务和保姆的事，还特意写了：
“钢琴当票在抽屉第三格，日后若赎回，望交予傅聪”
这个一辈子都严苛到近乎偏执的男人，连死亡都安排得像翻译稿一样精准。可傅敏知道，父亲心里一定有块地方是乱的，就像他藏在书柜最深处的那叠陈家鎏的信，就连直到去世都没舍得烧掉。
后来，傅敏还去香港看过陈家鎏几次，对方还把傅雷曾经写给她的信都拿出来给傅敏看，那里面没有让人肉麻的情话，都是关于音乐和翻译的探讨。
有一次，傅敏问她：“您后悔吗？”对于这个问题，陈家鎏沉默了一会儿，这才说：“不后悔。你父亲教会我，真正的爱是让对方成为更好的人。”
后来傅敏才明白，母亲的包容和陈家鎏的离开，其实都是爱的不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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