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的樟木箱底，压着只深棕色的公文包。皮革表面的纹路早就磨平了，边角处泛着蜡黄的光，像老人手背松弛的皮肤。金属搭扣锈成了暗红色，解开时“咔哒”一声，带着点吃力的滞涩，像谁在低声叹息。
这是父亲的公文包。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国营厂当会计，这只包是单位发的，头层牛皮，据说是“上海牌”，在当时算得上体面物什。我记得他第一次背它出门，对着穿衣镜转了两圈，手指反复摩挲包带，像在给新皮鞋上油。母亲在旁边笑：“一个包而已，看把你稀罕的。”他却把包往肩上紧了紧：“这是工作证，得郑重。”
包的内侧有个暗袋，是父亲自己缝的。他总在里面藏颗水果糖，用玻璃纸包着，放学时掏出来塞给我。糖是橘子味的，玻璃纸在阳光下闪着彩光，剥开时“刺啦”一声，甜香混着皮革的味道，成了童年最安心的气息。有次我缠着要看暗袋里还有什么，他笑着把包举高：“都是账本，boring得很。”可我分明看见暗袋边角露出半截照片，是我三岁时在厂门口拍的，流着鼻涕，手里举着根冰棍。
公文包最沉的时候，是月底。父亲要带着全厂的工资单去银行，牛皮包被厚厚的纸张撑得鼓鼓囊囊，他骑车时总得把包斜挎在胸前，一只手按着包，另一只手握车把，背影在夕阳里拉得很长，像座移动的小山。有次他加班到深夜，我被开门声惊醒，看见他坐在沙发上，公文包搁在腿上，手指捏着眉心打盹。包口敞着，露出里面的算盘，算珠上还沾着点墨水，是他算错时着急擦蹭的痕迹。
包身侧面有块椭圆形的磨损，是被自行车链条蹭的。那年冬天雪大，他骑车送我去医院打针，车链突然掉了，他蹲在雪地里修，公文包就放在车后座。链条上的油污蹭到包上，留下块黑印，他后来用橡皮蹭了又蹭，反倒把皮革磨得更薄了，露出底下浅黄的里子，像块没长好的疤。“没事，”他摸着那块印子说，“包嘛，用着用着就有记号了。”
厂里改制那年，父亲把公文包往樟木箱里塞时，手指顿了顿。包里面的账本换成了下岗证，还有几张写满字的信纸，是他找工作时写的简历。我看见他对着包发了会儿呆，然后用软布蘸着鞋油，一点点擦包上的划痕，动作轻得像在给病人换药。“以后用不上了。”他声音有点闷，却还是把包擦得油亮，“留着吧，说不定哪天能装装杂物。”
这一留，就是二十年。去年整理旧物时翻出来，我把胳膊伸进包内，指尖触到暗袋的布料，忽然摸到个硬邦邦的东西。掏出来一看，是颗融化过又凝固的水果糖，玻璃纸皱巴巴的，糖块变成了深褐色，像块小小的琥珀。原来当年他说“boring得很”时，藏着的不只是账本。
现在我常把这只包摆在书架上。阳光好的午后，皮革会散出淡淡的蜡香，像晒过的旧书。女儿有时会把她的水彩笔、橡皮塞进去，学着父亲的样子把包往肩上挎，小大人似的走来走去。“爸爸，这是爷爷的包吗？”她摸着包上的磨损处问。“是呀，”我说，“里面装过爷爷的账本，装过给我的糖，还装过他上班路上的风。”
金属搭扣又“咔哒”响了一声，像是在应和。我忽然明白，有些旧物从来不是摆设。它们是时光的皮箱，装着父亲蹲在雪地里修车的背影，装着暗袋里融化的糖，装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辛苦与温柔。就像这只公文包，皮革磨薄了，却把日子磨得越来越厚，厚到能接住所有的往事，在阳光里，散出暖暖的香。
傍晚的风从窗缝钻进来，吹动包带轻轻晃。恍惚间，好像又看见父亲背着它走出家门，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噔噔”响，公文包在他身后轻轻摆，里面装着整个家的重量，和一个普通男人，最踏实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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