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则令人心痛的消息。
8月19日，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官网显示，该校化学专业副教授黄恺的介绍页面已变为黑白。知情人士透露，黄恺已于8月12日去世，年仅41岁。
知情者称，黄恺系跳楼自尽身亡。
更令人唏嘘的是背后的原因。有人透露，同批入职的同事中，黄恺的履历最强，“结果就他没有通过非升即走考核”。
公开资料显示，黄恺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博士师从诺奖得主John Polanyi。他在国际顶尖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回国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高端人才项目等多个重要项目支持。
如此优秀的学者，为何会选择这样一条不归路？“非升即走”制度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精英学者的璀璨履历
黄恺的学术背景堪称完美。
2006年获北京大学理学学士，师从吴凯教授；2011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理学博士，导师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John Polanyi。这样的师资配置，在学术界可谓顶配。
毕业后，他先后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德国马普协会Fritz Haber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回国前，任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副研究员。
他的研究成果在Nat. Commun., J. Am. Chem. Soc., ACS Nano, Angew. Chem. In. Ed. 等顶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5篇，其中8篇为第一作者/共同第一作者，1篇为共同通讯作者。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14次。
回国后，黄恺也展现出强劲的学术实力，成功申请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技部高端人才项目（青年）、广东省特色项目（创新、青年）、李嘉诚基金会交叉研究等多个项目的支持。
他主讲的《物理化学》课程还入选了广东省一流本科课程。
从任何角度看，这都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学术履历。然而，即使如此，他仍然没有通过“非升即走”的考核。
“非升即走”的围城之困
“非升即走”制度源自美国大学的tenure-track制度，旨在筛选出最有能力的学者，保证师资质量。但在中国落地后，这一制度逐渐变异为一种高压考核机制。
根据这项制度，新入职的教师会签订一个3-6年的合同，到期时若未达到晋升标准（通常是晋升为副教授或教授），就必须离开。考核标准往往包括论文数量、科研项目、教学课时等多重要求。
理论上，这是一种激励机制；实践中，却常常成为压垮教师的最后一根稻草。
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年到中年，拖家带口的学者来说，“非升即走”不只是一份工作的得失，更意味着整个职业生涯的崩塌。
黄恺今年41岁，这个年龄的学者通常正处于事业黄金期，但也面临着家庭、健康等多重压力。一旦失去教职，重新寻找合适岗位的难度极大。
学术内卷与心理健康危机
有知情人谈及黄恺离世原因时支支吾吾，只是说了一个字：“卷”。
这个字背后，是当今学术界残酷的竞争现实。
即使是黄恺这样拥有诺奖得主弟子光环、北大背景的学者，也难以在日益内卷的学术环境中安身立命。
实际上，青年教师因“非升即走”压力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乃至极端事件，已不是个例。
2021年，某高校教师因“非升即走”制度不幸离世，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然而四年过去了，情况似乎并未改善。
学术界的“内卷”已经导致了一种怪圈：要求越来越高，资源越来越少，竞争越来越激烈。即使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优秀的学者，也可能在某种评价体系中被认定为“不够好”。
制度与人性的平衡
“非升即走”制度本身并非恶制，它在国际一流大学中已有多年成功实践。问题在于如何实施这一制度。
合理的“非升即走”应该是有合理考核标准、有充分学术支持、有透明评价过程的机制，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发文量淘汰制”。
更重要的是，学术评价应当多元化，允许不同类型的学者发展不同的学术道路。有的人擅长科研，有的人专注教学，有的人长于应用转化。单一的评判标准必然会导致人才浪费和悲剧发生。
高校应当为青年教师提供更多心理支持和职业指导，帮助他们应对压力，规划职业发展。同时，也应当为那些未能通过考核的教师提供合理的退出机制和转岗机会，而不是简单地一走了之。
生命与制度的权衡
黄恺的离世，再次敲响了警钟。
当我们谈论“非升即走”、学术评价、大学排名时，不能忘记这些制度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是有家庭、有情感、有梦想的学者。
学术制度不应该成为摧毁学者的机器，而应该成为培育学术的沃土。一个健康的学术环境，应当允许失败，包容多样性，关注人的全面发展。
黄恺生前曾在代表学校参加的专业解读活动中，向学生和家长介绍化学专业的魅力。谁能想到，短短两个多月后，这位充满才华的学者会选择以这样一种方式离开他热爱的学术世界。
希望他的离世能够引起更多对学术评价体系和青年教师生存状态的关注与反思。
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
综合自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小红书、温柔看世界、百度百科、双一流高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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