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凌晨，越南国防部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起，电话接通后，那头在疯狂叫喊着：“中国军队，全都是中国军队。”还未等越南国防部值班员问清楚情况，电话那头的声音就消失了。

被进攻的越军外部防御阵地立即组织反击行动，但由于部署不力，越军防线很快就被中国军队一层层击破，用了不到20天，越南首都河内外围已全被攻克，之后又一路从越南腹地向广西、云南方向打回我国境内。战后前越军大将武元甲参谋官阮建同回忆失败原因：武元甲和国防部在关键时刻对中国产生了严重的误判。

武元甲和越南国防部究竟误判了什么？如何对1979年的中越战争产生如此重大影响？

美国军事作战研究机构在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结束后，曾对越南人民军武元甲大将的参谋官阮建同进行过访问，期间揭露了许多关键信息，其中就包括武元甲和越南国防部的关键误判。

阮建同提到：“武元甲和越南国防部一开始的判断就是错误的，他们认为中国忙于国内事务，没有余力关注越南在边境的举动。到1978年中国派许世友、杨得志两位将军分别负责云南、广西事务，这本该引起我们的警觉，也预感到中国可能会在1978年底至1979年初发动对越战争，但武将军并没有这么想。”

在越南前国防部长黎德英的晚年回忆录中也记载了武元甲和越南国防部在1979年初对战争形势的判断：武元甲和越南国防部在1979年2月初一致认为“中国至少需要2周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大规模进攻部署，最可能发起进攻的时间是2月底甚至3月初。”

根据黎德英回忆录记载：武元甲在1979年1月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盲目下结论：中国的主要意图是施加政治压力和小规模边境惩戒，“其内部困难和经济建设需要决定了它没有能力发动一场大规模、长时间的战争”。正因如此，后面越南才会降低前线的防御等级。

阮建同认为，正是因为武元甲和越南国防部对作战时间的错误预判，导致越军前线阵地没有在正确的时间提高警惕，这才让中国在初期进攻的时候抢占先机，进而在整个越南战场上打开局面。也正是因为没有料到中国军队会发动如此大规模的反击作战，越军准备的并不充分，外部防线在短时间内就崩溃了。

第二，武元甲认为中国政府正被国内事务所累，无暇顾及边境，也没有能力维护边境，“剩下的只能是坐下来接受越南的谈判协议”。因此武元甲没有把驻扎在柬埔寨的越军主力师调回国内，也正因这一举动，导致越军在作战过程中没有得到精锐作战部队的有力支援，“只能依靠过于分散的2个师与地方独立团实施反击”。

第三，武元甲对越军的整体实力和作战能力过于乐观。在进行战前部署时，武元甲没有把全部的火力配属部队部署在一线阵地，依旧采取抗美、抗法战争时的分散部署，更像是一种游击战。同时，炮兵部队又担心在中国军队的火力打击下损失惨重，在部署时就把大部分的重型SU-30火炮掩藏在山洞里，只在适当机会下才出来射击。根据阮建同所回忆，中国军队在战斗初始集结了约4个营的火箭炮部队向他们发动进攻，但并没有发动他们预想中的空中轰炸。

根据阮建同的回忆，我们大概可以还原越军在1979年战场的基本情况。战斗开始，解放军集结了约90门火箭炮（包括107、122、130口径）进行了10分钟炮火进攻，而越军主要使用的是我军援助的107mm火箭炮，在第一轮的火力攻击中，我军就打死了391名越军，前线阵地上的越军只能躲在工事里。越军在战斗过程中采用的战术主要为丛林战、游击战，但我军对越军战术太熟悉了，也同样了解丛林战、游击战。越军对付美国人的战术在我军身上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

在我军结束谅山战役后，越军在河内的守备力量就只有3个不满员的战斗营了，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武元甲和越南国防部官员提出“越南应该停战谈判”的建议，最后因我军作战目标达成，这场主动撤退结束。同时，阮建同也指出了越军作战时的一个重要外部不利因素——“苏联没有按照约定出兵中国内蒙古”。“没有二线推进，我们根本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

尽管越军在1979年的失败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阮建同认为武元甲和越南国防部的早期判断直接导致了全面的策略性错误，使得越军在基本没有组织战前准备的情况下就投入了战斗。

从阮建同的角度来看，武元甲和越南国防部的错误判断给越南带来了许多作战上的不利因素。那说的是否属实呢？

首先，越南自1975年开始排华，大量在越华侨被驱逐回国，之后越军又在边境活动，打死打伤多名边境军民。这些情况我方政府在接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反应，但始终保持武力克制，就是为了能和越南以和平方式解决边境冲突，这样对双方来说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在中国积极推动和谈时，越南却一步步策划着如何向我军发动进攻。随着越南在边境地区行动的不断变本加厉，我们对处理边境冲突的态度逐渐从争取谈判转向武力反击。到1978年，中央多次向越南发出警告。但越南（黎笋集团）中不乏有人和武元甲持有相同观点，以至于低估了我们武力反击的决心和规模。

另外，武元甲推测我军最早会在2月底发动进攻，我军实际发动进攻的时间距离其预测时间还有48小时。这个错误判断导致越军一线部队在开战前48小时内才收到“可能性增加”的模糊预警，没有进入全面临战状态。导致越军在战争初期陷入极大的被动，多处阵地被迅速突破。

其次，在战斗中越南参战人数并不比我军少。当时我军在边境集结了9个军29个师，总兵力约555000人（包括后勤人员），参战部队人数为22.5万人（一说33万）。当时越军在北部阵地部署了6个主力师（第3、316A、345、346、327、337师）、12个地方团和100000人的民兵，总兵力约250000人。虽然正规部队人数少，但黎笋在越南境内进行了大动员，支援北部作战的民兵并不在少数（越南民兵的战斗力不比一般正规部队弱）。

不得不承认的是，由于没有提前预警，进行有效备战，越军部队当时的装备并不如我军。北部部署的越军各部队的坦克、装甲车加起来只有100多辆，而我军当时足足有近900辆，双方差距悬殊。大口径火炮越军也只有不到200门，我军的数量为2960门，约为越军的16倍。

再者，我军在1979年2月17日向越军发动反击时，越南刚刚结束抗法、抗美战争不久，还同时对老挝、柬埔寨派兵驻守、进攻。越军在战胜美军后自信心爆棚，标榜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再加上黎笋在侵占老挝、柬埔寨时老挝军队及政府的服从，使其严重高估了自身的防御能力。

正是因为这方面因素，越军才会向柬埔寨派出约150000人的最精锐部队。在越南被柬埔寨战场缠身时，我军适时发动反击作战。

尽管越南北部战场上有不少法军、美军留下来的坚固作战工事，但整个越南北部的作战体系远远没有达到应对大规模机械化进攻的要求，后勤线也很容易被切断。且我军发动的是“有限时间、有限纵深、有限目标”的大规模惩罚性作战，旨在摧毁越南北方边境地区的军事设施和经济基础，削弱其战争潜力。所以战斗是非常激烈的，投入兵力多，作战时间短，就是要在短时间内重创越军。

正因如此，我军在谅山战役中仅6个小时就发射炮弹42000发，覆盖了整个扣马山主阵地，对越军永久工事的毁坏率达到了91%，武元甲和越南国防部对战争的规模、烈度、持续时间的预期完全错误，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越军的战略预备队投入、后勤保障、纵深防御体系构建均严重滞后，无法满足战场实际需要。

正因错误预判，使得越军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就加入了战争，这样来看越军在战场上伤亡过大就可以有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了。越军246团在高平战役中被我军42军125师包围，在72小时内我军伤亡178人，越军战死1732人，双方战损达到了惊人的9.7:1。在整个1979年的战斗中，我军共牺牲6954人，受伤14800—21000人；越军共死亡37300多人，被俘2200多人。

武元甲和越南国防部的这一“全面性判断错误”，确确实实的让越南尝到了苦头。战争打的就是一个出其不意，以最少损失换取最大战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