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民国四大美女之一，也是著名的民国才女，更是有名的交际花，她就是陆小曼。
说到陆小曼，就肯定绕不开一个男人：徐志摩。其实认识徐志摩的时候，陆小曼并非单身，她有丈夫，对方叫做王庚。
19岁那年，家里给陆小曼说了门亲事，男方叫做王庚。
王庚出身书香门第，从清华毕业之后就被公费派往美国留学，进了美国西点军校，跟后来的艾森豪威尔是同学。回国后在陆军部当差，28 岁就成了陆军中将，是北洋政府里的“青年才俊”。
同样的，陆小曼的出身也并不低。陆小曼的祖父陆荣昌官至朝议大夫，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举家搬迁到上海。父亲陆定更是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还是中华储蓄银行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她的母亲也是名门闺秀。
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陆小曼自然也不是常人。17岁那年，她被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聘用为外交翻译，很快就在北京社交界崭露头角。
就这样，这两个门当户对又郎才女貌的年轻人就这样结了婚。
他们的婚礼办得很风光，梁启超当证婚人，宾客更是坐了几十桌，报纸上也都是“金童玉女”的报道。但盖头掀开的时候，陆小曼的心里还是忍不住一沉。
王庚是典型的军人脾气，严谨得很。每天早上6点就准时起床，晚上更是伏案看公文直到深夜，家里的时钟简直就像军营里的哨子，分秒不差。不光如此，他还觉得男人就应该在外面拼事业，女人只需要守好家就行。
他也常常对陆小曼说：“少去那些舞会，正经人家的姑娘哪有天天在外头疯的？”这话不免让陆小曼皱眉，她习惯了晚上和朋友看戏、打牌，王庚总是不着家，一回到家里，看着空荡荡的客厅，她就难免心里发慌。
有回她约了唐瑛去看梅兰芳的《游园惊梦》，看到一半，王庚派来的卫兵直接闯进包厢，把她架回了家。那晚，两人吵到后半夜，王庚摔了公文包，陆小曼摔了花瓶，碎片溅在地上，就像两人破裂的关系。
其实，王庚也不是不爱自己的妻子，只是那时候的男人，又有着军人的身份，难免会把“责任”放在首位，也不懂女人要的“陪伴”是什么。
后来，王庚又被派去哈尔滨办军务，临走前给陆小曼留了一张字条，上面写：“家里的事不用操心，我会按月寄钱。”可他哪里知道，陆小曼真正想要的，并不是钱。
王庚不在家的时候，陆小曼就常常去胡适家里的沙龙，在那里，她遇到了徐志摩。
那时候，徐志摩刚刚从英国回来，西装革履，说话的时候带着江南口音的软，作为一个诗人，他的语言也充满了浪漫的美感。陆小曼和徐志摩很聊得来。
王庚知道以后，也为妻子能够交到朋友高兴，他特意叮嘱好友徐志摩多帮自己照顾妻子。此后，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接触也越来越多，他会陪她看画展，听她讲法语笑话，还把她的肖像画在诗稿的边角上。
陆小曼第一次觉得，有人能接住她所有的情绪。她说起画里的留白，他能接“就像你眉梢的那点愁”；她抱怨王庚不懂浪漫，他就念自己写的诗：“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一来二去，两人都对彼此起了些无法言喻的感情。久而久之，王庚也察觉了两人的事情，他没有生气，只是把徐志摩叫到家里，泡了壶茶，说：“我知道你俩投缘，但小曼是我妻子，你是我朋友，该懂分寸。”
可是感情的事情又怎么能那么轻松地“注意分寸”？后来，这件事就闹得满城风雨，王庚的母亲跑到陆家哭闹，说陆小曼“不守妇道”；徐志摩的父亲断了他的生活费，骂他“败坏门风”。哪怕这样，陆小曼也铁了心要离婚。
1925年底，两人离婚。次年，陆小曼和徐志摩在北京结婚，婚礼上，梁启超的证词就像一盆冷水一样兜头浇下：“你们都是过来人，要知道婚姻不是儿戏！希望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结婚！”
可那时候的两人眼中只有彼此，全然不顾大家异样的眼光。婚后，徐志摩租了个带花园的院子，陆小曼把客厅刷成淡紫色，摆上她的画具和徐志摩的诗集，日子美得就像首诗。
可日子最后还是要落回柴米油盐。陆小曼在北平过惯了阔日子，到上海后，每月要花三百块大洋。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一个教授半年的工资了。徐志摩只好同时在三所大学讲课，还跑遍上海的报社写稿子，累得咳嗽不止。
有回他去南京讲课，为了省路费，坐了夜班车的硬座，回来时鞋上全是泥。见丈夫如此狼狈，陆小曼抱着他直哭：“我不要那些衣服首饰了，你别这么累。”
更糟的是，陆小曼生过一场大病，医生给她开了“福寿膏”止痛，后来就戒不掉了。徐志摩心疼又着急，陪着她抽，想慢慢帮她戒，可烟瘾上来的时候，陆小曼也会忍不住哭闹：“你是不是不爱我了？连这点念想都要夺走？”他没办法，只能叹气。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要去北平听林徽因的演讲，为了省钱，他搭了架免费的邮政飞机。起飞前，他还给陆小曼发了封电报：“等我回来，带你去吃前门的糖葫芦。”可这架飞机，最终意外发生了事故。
消息传到上海时，陆小曼正在画一幅《秋山图》，画笔“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她当场晕了过去。醒来后，她把自己关在房里，剪了长发，把所有的烟枪砸了个稀巴烂。往后的日子，她就一直守着徐志摩的骨灰坛，把他的诗稿一篇篇抄录、整理。
徐志摩走后，陆小曼的日子就一落千丈。她没了经济来源，身体又垮，当年围着她转的朋友，渐渐都躲着走。就在这个时候，翁瑞午敲开了她的门。
翁瑞午是个“杂家”，会唱昆曲，能画山水，还懂推拿。他是徐志摩的朋友，以前常来家里做客，知道陆小曼腰不好，总帮她按按。徐志摩去世后，他就几乎天天来，给她送药，陪她说话，见她没钱买画纸，就把自己收藏的古画拿去当铺换钱。
有人骂翁瑞午“趁人之危”，说他早就对陆小曼有意思。可翁瑞午自己有老婆孩子，也从没提过要离婚，只是对陆小曼说：“你别怕，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
他给她请医生，陪她去看画展，甚至在她被人指指点点时，挡在前面说：“她是我要护着的人，轮不到旁人说三道四。”这一护，就是几十年。
抗战的时候，上海沦陷，物价飞涨，翁瑞午把家里的红木家具、官窑瓷器全卖了，换了米和药。陆小曼夜里咳嗽，他就坐起来给她拍背；她画到半夜，他就守在旁边温着粥。
“我对他，没有对志摩那样的疯魔，可没他，我活不到今天。”晚年的陆小曼对朋友说。翁瑞午的老婆陈明榴是个传统女人，知道丈夫和陆小曼的事，并没有吵闹，只是偶尔托人送些布料给陆小曼，陆小曼也回赠自己画的扇面。三个成年人，就这么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1961年，翁瑞午得了肺癌，躺在床上还念叨着：“给小曼留些钱，她性子软，别让人欺负。”他走后，陆小曼把他送的那支玉簪插在头上，戴了好几年。
1965年，陆小曼在上海去世，享年62岁。世人说起她，总绕不开“风流”“挥霍”“克夫”这些词。可少有人知道，她的画曾被刘海粟赞“灵气逼人”，她翻译的法文小说在《新月》杂志上连载过。
说到底，陆小曼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一句话肯定是无法概括的。只能说，那些看似“不守妇道的行为”也只是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里，无奈的选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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