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众所周知，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成为了国共关系走向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它将中国推上了对外一致抗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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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暗中“通共”，蒋置若罔闻

1935年11月1日，蒋介石在西安设“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蒋兼任总司令，由副总司令张学良全权代理，准备对陕北的红军进行“清剿”。而此时，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已与中共秘密建立了初步的统战关系。

1936年1月，张学良就已经在陕北第六十七军军部所在地洛川，秘密会见中共情报机关负责人李克农。从那时起，张学良就与陕北的中共中央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而李克农更是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指令，来往于洛川和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之间达三次之多。

正是有了这种频繁的接洽，双方开始有了互信。毛泽东主张让张学良做国防政府主席和抗日联军总司令，中共中央也肯定张学良是“民族革命派”。于是，也就有了4月9日夜与5月12日夜间张学良与周恩来的两次延安秘密会谈。事实上，从5月以后，张学良已与中共秘密结盟了。

就张学良而言，他一面与中共秘密联络，暗商联合苏联，共举西北抗日义旗，一面对蒋继续表现出忠心不二的样子，一切唯命是从。对蒋的电报指示，张也是一一贯彻落实。

对于张学良的暗中“通共”，蒋介石其实早有情报，但因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及中原大战帮蒋甚多，蒋与张私交甚好，对张一向十分信任，绝不相信张能投共。因此，他对这类消息多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蒋介石这个时候不能对地方军阀势力太过干涉，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他还远未完成对国民党内部的统一工作。他虽然在建立一统政权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但他要面对的内部威胁仍多。因此，即使知道西北情形复杂，他也不能轻举妄动，反而要尽力信任和依靠张学良，以免给其他的“反蒋派”留下可乘之机。

当然，蒋介石也加强对西北地区各派军队的监控，以防中共在东北军、十七路军中的秘密活动发展到失控的地步。在蒋介石看来，东北军虽然问题很重，但有张学良在，无论如何也不会出大问题。

12月初，张学良飞赴洛阳谏蒋，并说明东北军军心不稳，蒋介石态度强硬地拒绝了张学良率部援绥的抗日要求。随后，蒋介石决定亲临西安，一来“震慑”东北军各级将领，二来彻底解决东北军暗通红军的问题：要么全力参与“剿共”，要么将东北军调离西北。

02

由剑拔弩张到缓和让步

蒋介石毫不怀疑张学良对自己的忠诚，因此，到了西安后，在张学良的地盘上，蒋介石依旧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甚至扬言镇压抗日学生，结果是自投虎口。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等军政要员40余人，将他们软禁于西安，同时通电全国，发表八项抗日主张：“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日晨，张学良便向中共中央通报了事变消息。同日，张学良又分别致电孔祥熙、宋美龄及冯玉祥等，表示：“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不得不请介公暂留西安，以得觉悟。”

中共中央立即做出了反应，一面将张学良的来电照转共产国际书记处，一面迅速提出应当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其他重要领导人区别对待，争取与那些具有抗日诚意的国民党领导人达成政治军事协议，并准备应付因西安事变而出现的危险局面。

12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讨论对“西安事变”的估计与对策，明确这次事变是抗日反卖国贼的，遂开始声援张学良，基于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三位一体”的军事协商和部署，积极配合张学良提出的军事行动建议。

南京方面也对西安事变做出了强烈反应，一方面，决定褫（音chǐ读“齿”）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另一方面，授命何应钦指挥调动军队。其时，宋美龄主和，何应钦主战。

12月17日，中央军讨伐令下。20日，张、杨联名发出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清楚地表明了准备与南京决一死战的决心。红军也将部分主力调去西安附近的咸阳，准备在万不得已时，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结成“三位一体”，共同对付中央军。

然而，事发后，全国各界舆论明显地反对扣蒋行动，各地派系亦无人敢出头支持张、杨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张学良，还是中共中央，都很清楚，战而胜之的可能性非常小。

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杨，发动大规模内战，重申中共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主张等。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进一步讨论，最终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恰在这时，南京政府前财政部部长、蒋介石妻舅宋子文，也抢在南京“讨伐军”全面进攻之前飞到西安，这一情况与中共政策转变形成积极互动，戏剧性地改变了原本危险的局面。

12月22日，宋子文携宋美龄再到西安，张、杨和周恩来等与两宋展开了紧张的谈判。宋子文的全力调处与推动，再加上宋美龄在蒋身边力劝，一直态度强硬的蒋介石终于有所松动。

03

转换时局的和平谈判

张学良破釜沉舟发动事变，是有自己的理想的。通过大幅度退让来争和平前景，并不是张学良最初所希望的。因此，尽管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明确提出了比较缓和的建议，但西安方面新提出的条件仍旧相当强硬。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直接的谈判对手是本来就指望借助西安事变实现政治抱负的宋子文，张学良等所提条件的激进并没对谈判的进行构成多少障碍。在12月23日开始的谈判中，宋子文对改组政府问题格外热心，一上来就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抗日政府。”

相信宋子文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蒋的妥协，这使张学良多少有些喜出望外。宋子文大谈改组政府的具体构想及人事安排，更给人一种“革命”即将大功告成的强烈感觉，张、杨理所当然地要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和乐观。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也就提上议事日程了。

12月24日，蒋介石就宋子文转述西安方面之六项要求，具体“答复张”。有了蒋的“答复”，25日上午，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顺利地进行了最后的商谈。

最后谈判的结果与蒋之承诺基本一致。而且，宋子文还主动地把蒋的“开国民大会”，改成了开“各党各派救国会议”，并增加了释放政治犯和共产党公开两条。西安方面的收获可以说超过预想的结果。

谈判后，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在肯定“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解决一切的同时，明确表示欢迎周去南京谈判关于“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问题。这一切表明，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可算得上大功告成了。

张学良本着“言必信，行必果”的信念，踏上了“送蒋返宁、束身归罪”的道路。此一去，张学良再没有能够得到自由。但是，事实证明，蒋介石大体上也没有食言。除了改组政府和令中央军离开西北这两点事实上难以实现以外，蒋介石在西安所承诺的条件也大都陆续得到了落实。就此，中国时局发生了大转换。

据《党史文苑》 张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