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天晚上，天特别黑。
不是因为天气不好，而是因为四周连一丝光都没有。
树影像鬼一样晃来晃去，风吹过山洼，带着血腥味。
几个新四军战士蹲在一座荒废的古寺前，喘着粗气。
一个人躺在他们中间，身上裹着破布，血一层一层地渗出来。
没人敢说话。
这人叫袁国平。
伤得太重了，眼睛都睁不开，但耳朵还在听。
他听见有人说：“再不赶路，天亮就走不了了。”然后，他伸出一只沾满泥的手，把几张湿透的钞票塞到李甫手里，声音像刮玻璃一样：“这是党费。”
几分钟后，那声枪响打破了山谷的寂静。
这事儿说起来已经是八十多年前了，可每次翻到这份档案，还是会停下来多看几眼。
不是因为袁国平多有名，而是他死得太突然，也太干净。
没有遗言，没有交代，只有那一笔党费。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41年，皖南。
表面上国共还在合作抗日，实际上关系早就紧张得像拉满的弓。
新四军根据中央命令准备北撤，结果刚动身没几天，就被国民党几十个团包了饺子。
这一仗打得很惨，后来叫“皖南事变”。
那会儿袁国平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级别不算低。
他不是那种喜欢出风头的人，干活认真，话不多，部队里挺服他。
可命不好，刚突围就中了几枪，最后一颗打在腰上，血止不住。
他知道自己撑不了几天。
可他不愿拖累别人。
伤到这种程度，走也走不动，背也背不远。
可他没说要留下来，也没说要投降。
他先把党费交了，然后趁大家不注意，用自己的枪，结束了自己。
有人说他是怕被俘，也有人说他是对组织负责。
其实怎么想都不难理解。
那时候的共产党员，对“忠诚”两个字，比命还重。
在袁国平牺牲的同时，项英和周子昆也先后战死，叶挺被俘。
这三个人，几乎就是新四军的中枢。
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损失惨重，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对共产党来说，这是一次重创，但也逼出了更坚定的队伍。
袁国平的死，成为内部整顿后反复提起的一个“标准”。
不是英雄主义，也不是个人情绪，而是一种态度：就算是死，也要交完党费。
可这事儿并没有结束在那声枪响里。
袁国平死的时候，他的儿子袁振威才两岁。
那时候住在湖南老家，跟着奶奶生活。
他的母亲邱一涵，是长征女红军之一，后来调到上海做地下工作。
为了安全，她没法把儿子带在身边，只能托付给家里人。
可惜奶奶因为思念儿子哭瞎了眼睛，反而成了个需要照顾的人。
小小年纪的袁振威，早早就学会了烧火做饭、挑水洗衣。
邻居说他小时候最爱问一句话：“爸爸去哪了？”
没人敢告诉他真相。
邱一涵一直说：“你爸在外地工作。”这个谎话，一说就是十几年。
等到袁振威十六岁那年，母亲病重弥留，才告诉了他：“你爸是为了革命牺牲的。”
1956年，邱一涵病逝。
那年袁振威十七岁，成了彻底的孤儿。
第二年，考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了新中国首批军事工程技术人才。
后来被分配到海军装备部门，一干就是二十年。
他是那种很安静的人。
话不多，做事很稳。
初到装备部门时，正赶上海军装备大调整。
他从最基础的数据测算做起，一点点参与到技术改进和新装备研发中。
很多时候，半夜还在实验室加班。
别人说他拼，他只说：“我爸要是活着，也会这么干。”
1986年，部队调他去海军指挥学院任教。
那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很多人劝他：“你都快退休了，还学啥？”可他偏不服。
他白天上课，晚上啃书，还主动跑基层部队调研。
坐舰艇、爬战位、看演习，样样不落。
他说：“不亲自去看看，怎么知道学生该学什么？”
几年后，他成了海军作战指挥学的带头人，带出好几个军事博士。
教材大部分他自己写，里面全是实战案例。
学生们背不下来，他就带着他们去海上演练。
有人问他图什么，他笑笑：“我小时候没人教，现在我教他们。”
他从不提自己是烈士子弟，也从不参加什么纪念活动。
可他每年都去南京雨花台，站在父亲墓前，站很久。
什么都不说，也不落泪。
2000年以后，他渐渐退下来了。
可新四军研究会的工作，他一直没停。
每次有人来采访，他总是先说一句：“我爸那年才三十五。”
后来有一次部队搞纪念活动，主持人问他：“您觉得您父亲的牺牲，对您影响大吗？”他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一句：“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什么叫责任。”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李海文，《新四军纪实》，人民出版社，1998年。
陈铁健，《抗战时期的新四军》，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
邱一涵口述，张洁整理，《一个新四军女兵的回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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