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四川省绵竹县的广场上正召开着川军的出征大会,全县的人都汇集于此,场面空前。
县长成云章刚刚讲完话,便收到了一个包裹,打开后,台上台下的人哭成了一片。
绵竹古城,位于川西坝子西北,因沱江水系而酒业发达,王者成家便根植于此,世世代代都以酿酒为生。
除此之外,王者成非常喜欢本土戏剧,一有空就会哼上几句。从《伍子胥》《文天祥》等川剧唱腔里,他能深深体会到那种“宁为玉碎”的气节。
王者成的大儿子名叫王建堂,一直在县城里的私塾读书,直到1931年考进“江彰文学院”后,才离开家去了隔壁的彰明县(今江油)。然而时势不济,王建堂只上了两年,这所学校便停办了,于是他返回家中踏上了谋生之路。
由于读书多,王建堂被当地小学聘为教员,从此他便一心育人,娶妻生子。
1937年,王建堂的女儿未满三岁。
卢沟桥的枪声传来了国破家亡的消息,一时间全国人民的救国热情空前高涨,身处腹地的四川也不例外,他们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
25岁的王建堂血气方刚,眼见日酋的铁蹄踏碎山河,他义愤填膺,毅然决定投笔从戎,以身报国。
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齐聚一堂,表明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志向,并商量着如何发起更多的人一起从军抗敌。
他们分批宣传,极力发动,最终召来了170多个各行各业的青年参加。这些人中,有学生,有社会人士,有商贩,有农民,他们组成了一支名叫“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的抗日队伍,向县长成云章申请出川抗日。
看着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个个都写着坚定,作为当地“父母官”的成云章说不出的感动,他答应了这些年轻人的请求,并亲自与上面联系办理相关事宜。
初冬的绵竹,树叶依然葱翠,古城的广场上人山人海,父老乡亲全都聚集到这里为“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出征壮行。
成云章站在台上,饱含着热情发表了讲话。他做了一晚上的功课,将掏心窝子的话全说出来为台下170多个爱国青年打气。
壮行结束,就在队伍即将出发之际,工作人员将一个包裹拿给了成云章,说是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特意请他转交给儿子的。
王建堂被叫到了台上,他当场打开包裹,是一匹五尺白布,上面有父亲王者成亲手写的家书。
看到内容,成云章激动万分,他泪流满面地将包裹展现给众人看,一时间台上台下的人都热血沸腾,哭成一片。
原来,这个包裹是王者成用五尺白布做的旗帜,上面是他亲手写给儿子的生死家书,凝重的数十字,全是父亲送子赴死的泣血嘱托。
这一刻,个人的忠孝大义全然融进了民族大节,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旗帜的中间赫然写着一个大大的“死”字,力如千斤。
右边,是父亲对儿子所做之事的表态: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
左边,是父亲成全儿子忠义后的泣血嘱托: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份。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自古忠孝难两全,国家危亡之际,纵然身为匹夫,也当不忘本分,力争报国。
王者成以白布壮行,送儿赴死的壮举,感动了所有人。大家咬紧牙,高高举起紧握的拳头,用双脚在大地上踏出震撼的声音,任凭泪水模糊双眼,站成了长长的夹道。
王建堂扛起那面“死”字旗,带着队伍踏上了征途,直到消失在崎岖的山路上。
到成都报道后,王建堂和他的队伍被派去了重庆,经过集训后入编二十九集团军。
1938年初,二十九军领命出川,奔赴抗日前线。从此,王建堂随部队转战于湘鄂大地,历经了数十场会战,他都怀揣着父亲赐予的“死”字旗,秉承着“伤时拭血,死后裹身”的誓言。
然而,数次遇险,又都化险为夷,这几乎成了“死”字旗庇佑的传奇注脚,这些过往,王建堂每一次都记得很清楚。
当上连副的时候,他分管上百号人的后勤军需。军饷里有个银元缺了个角,没法用,王建堂舍不得扔掉,便留下来作纪念,休息时就拿出来看看。
战斗总是在不经意间打响,面对日军密集的攻势,战士们越发打红了眼。在前一拨战友倒下后,王建堂和其他战友又冲了上去,突然,他的小腹侧面猛烈震动了一下,接着传来钻心的剧痛。王建堂清楚发生了什么,但他顾不了那么多,只要还没倒下,自己就必须往前冲,哪怕多杀一个敌人,也是赚。
战斗结束了,王建堂发现自己并没有倒下,小腹似乎也没有那么痛了。他赶紧低头查看,发现自己的棉衣和内衣都被打穿了,当他解开衣服查看时,才发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嵌进了肉里。
在卫生员消毒后,取出了那个东西,正是自己装在衣兜里的那枚缺角银元,它已经被打成了凹形。
王建堂喜极而泣,他将银元擦拭干净,再次装入了另一边衣兜里。
马鞍山遇险那年,正值盛夏。
王建堂当了排长,所属部队接到了掩护其他部队西进的任务,他们必须占领马鞍山阵地。
酷热下,王建堂脱掉上衣,大声唱起了川剧,便带着一个排作为先头部队出发了。没想到刚刚登上山脊,就与三个戴钢盔的日军撞了个正脸。
对方先是一惊,转瞬就向王建堂刺了过来。幸得山东大个一个“扫堂腿”过去,刀尖才偏离心脏,刺进了左肋,王建堂顺势扑下了山坡。
就在日军要再次反击时,只听“哒哒哒”一串响,山东大个就将其全部解决了。
这一次,王建堂虽说重伤,但终归捡回了一条命。当战友将“死”字旗交还给他时,上面已浸透了鲜血。
1943年10月,常桃会战打响了。
日军仗着洞庭湖宽广,湖汊又多,便常常开着小汽艇袭扰我军,对此,二十九集团军多次商议后,决定伏击歼灭这股日军。
王建堂率兵埋伏在正对滩涂的一面,这是一个绝佳的射击点,因为宽广的湖面毫无隐蔽,日军的汽艇一开过来,便暴露无疑。
不出所料,这次战斗下来,日军全军覆没,光王建堂队伍缴获的汽艇就有三艘,其中一艘里面放着敌人的作战计划和部署地图。这可是相当重要的情报,王建堂也因此获得甲级勋章一枚。
夜袭茶陵时,王建堂加入了敢死队。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打死打伤敌军上百人,而我军只有两人轻伤。
取得如此佳绩,跟王建堂的正确指挥和机智勇敢是分不开的,所以,他第二次荣获了甲级勋章。
自始至终,王建堂的弃笔从戎都是保家卫国,1949年12月,他随部在成都起义。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当年,王者成在白布上写下那封生死家书后,他就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儿子王建堂一走就是许多年,杳无音信,生死不知,儿媳妇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从此没了消息。
1950年3月,王建堂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然而,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只有当年壮行的广场还留了些许旧时的模样。
1992年,王建堂病逝,享年80岁。
川人的精神,尽在14年抗战的烽火中。
当年350万川军出川抗日,64万葬身于巍巍群山中。他们不需要马革裹尸,因为每一个川军的怀里都揣着无形的“死”字旗,他们把“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变成了执念,最终化作了巴蜀大地的集体信仰。
历经千年岁月的川西坝子,早已将“死”字旗淬炼成爱国的精神图腾,即便是匹夫之身,也敢以尺素织就家国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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