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到美国，从未被任何单一学派定义的钢琴大师|布朗夫曼|普罗科菲耶夫|演奏家|第二钢琴协奏曲|贝多芬|钢琴大师

提起不同钢琴家，许多人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鲜明的标签：典雅严谨的德奥学派，热情奔放的俄派，或是自由即兴的法国流派……

然而，叶菲姆·布朗夫曼却从未被任何单一“学派”定义过。

他的音乐之路像一条穿越边界的河流，流经苏联、以色列、美国，吸纳多元文化与教育体系的养分，塑造出一个既坚韧又细腻、既澎湃又内省的独特存在。

9月2日，与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等顶级天团频繁合作的布朗夫曼将以独奏回归东艺，再度奉上兼具气力万钧与诗意精妙的现场。

从世外桃源出走

布朗夫曼1958年出生于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

在他的记忆里，这座中亚城市有一种奇妙的明亮。他说，那是“景色很美，气候很好，食物可口”的地方，亚美尼亚人、犹太人、韩国人都住在这个绿荫密布的中亚城市，共同构成苏联边陲的一种奇妙的宁静。

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七岁起，他在母亲指导下学琴，两年后进入塔什干中央音乐学校。当时的塔什干作为中亚的文化中心，其教学理念深受列宁格勒与莫斯科体系影响，强调早期技术塑造与严格的视奏、和声基础，而布朗夫曼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系统而扎实的训练。

然而，在琴键间萌发的音乐天赋，还未来得及真正扎根，突如其来身份变更就将他推入了冰冷的现实。在他随家人申请移民后，一位老师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指着他说：“你是叛国者。”

在那个“人是不可能离开自己国家”的年代，“有人移民”这件事对大家来说堪称一种精神炸弹。离开，就是背叛。而更大的讽刺是：那位说出这句话的老师，几年后也悄悄走了。

布朗夫曼说起这件事时笑了，但笑容背后，却是一整个家族的沉默史。

年轻时的布朗夫曼

布朗夫曼的父亲来自敖德萨，众所周知，那座城市出过太多伟大的音乐家，包括吉列尔斯、里赫特、米尔斯坦、奥伊斯特拉赫等。后来，他在塔什干获得了当地歌剧院的首席职位，于是迁往乌兹别克斯坦。

母亲则是波兰人，是二战浩劫的幸存者，自19岁离开故乡后，她再也未能见到自己的父母——他们早年移居以色列，与她天各一方。

在布朗夫曼14岁那年，一家人打点行李，离开了这座被阳光照耀、却始终不属于他们的城市，前往异国追寻亲人的归属感。告别时刻，他记得全班同学都没有说话。“我知道，他们也在表达一种支持。我想他们也知道，不同的时代会到来。”他说。

在异乡的探索

1973年，布朗夫曼来到了以色列，重新开始。

对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来说，改变母语、重建圈子、适应教育体系，本就不易。好在他还有音乐。音乐是他的语言，是护照，也是生存之道。

他很快获得了音乐界的关注，在特拉维夫鲁宾音乐学院师从著名钢琴教育家阿里·瓦迪。17岁时，他就与祖宾·梅塔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一战成名。

布朗夫曼与祖宾·梅塔曾多次合作

但布朗夫曼的故事，并没有止步于“神童”或“移民成功范本”这类标签。他的下一站，是更复杂、更需要自我重建的地方——美国。

在那里，他先后进入茱莉亚音乐学院、万宝路音乐学校和柯蒂斯音乐学院，拜在三个不同的大师门下：风度绅士、人文气质的费库斯尼；锐利严苛、精益求精的赛尔金；温和沉稳、教学细致的弗莱舍。这三种教育风格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混合反应。尤其是初到美国碰上德奥学派的赛尔金，互相都不理解对方的风格，但也正因为这段“像听外国话”的交流，让他意识到：技巧是可学的，语言也能转换，但对风格的判断，却是永远需要自己做主的。

他坦言，自己并不太相信“划清学派”的说法，“吉列尔斯算俄派吗？他弹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等德奥曲目，我觉得那真是这些作品所能被演奏出的最高水平了。就历史而言，俄国学派来自德国学派，连涅高兹——吉列尔斯与里赫特的老师——也到德国学习过。”

在他看来，钢琴家的风格，不该被国界与血统限定。音乐，是他的语言，而非族裔的延伸。

“钢琴雷龙”的从容诗意

2015年10月，一张沾满鲜血的钢琴照片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就在那晚，布朗夫曼的手指意外受伤，鲜血染红了琴键。按常理，任何钢琴家遇到此种状况都会立即停止演奏，避免伤势恶化。但布朗夫曼没有。

年轻时，布朗夫曼就以钢铁般的指力和炽热的激情闻名。尤其在拉赫玛尼诺夫和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中，他那种磅礴的力量感，仿佛一头不可阻挡的雷龙，横扫乐章的每一个角落。

在他与祖宾·梅塔携手以色列爱乐乐团录制的普罗科菲耶夫《第二钢琴协奏曲》中，他如同征服狂风骤雨的舵手，将这部体量庞大、结构复杂的协奏曲清晰地拆解、重构，赋予起不可动摇的意志与力度。

著名作家菲利浦·罗斯在小说《人性的污点》中，对布朗夫曼进行了生动描写：“这时候布朗夫曼出现了——雷龙布朗夫曼！‘强音’啊——普罗科菲耶夫让布朗夫曼玩出了这样的速度，那力度仿佛能把手上的戒指震下来。他那股自然而强大的力量，藏在衬衫里你看不到，却通过躯干和上身，从音乐中汩汩流淌出来。”

岁月为“雷龙”的演奏带来了新的维度。

《西雅图邮讯报》的评价正是对他这一变化的写照：“他的指尖一直在琴键上燃烧，但随着年龄增长，他的抒情性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在2017年韦尔比耶音乐节上，布朗夫曼与帕帕诺及韦尔比耶音乐节管弦乐团共同演绎了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这一次，没有震天撼地的咆哮，更多的是从容与深情。尤其在第三乐章，他细腻地铺陈钢琴声部，描绘出深沉而含蓄的情感波澜，像夜色中仍有余温的风。

“雷龙”的魅力，不只是筋骨之力，更是一种在岁月中练就的静美与从容。

让当代作品变得“有血有肉”

布朗夫曼极少“表演他自己”。他并不刻意向观众展示个人魅力，更不会以面部表情或肢体动作加重某段旋律的情绪。

他的演奏有种近乎学术的清明，那种不肯放任音符任性生长的克制，恰恰造就了一种“真实的音乐性”。听他的普罗科菲耶夫、巴托克、施尼特凯，你会感到好像在直面那一个世纪前的创作意图。

这种态度，在他与现当代作品的合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布朗夫曼是极少数长期与作曲家本人合作演出的演奏家之一。萨洛宁、林德伯格、韦德曼的曲子在他手中似乎不再“抽象”，而带着一股鲜活的“人间热气”。他说：“当作曲家自己谈他们的作品，他们才不讲什么灵感、概念、启示、人生哲理这种抽象的事，反而讲要如何注意平衡、要凸显哪个声部、要留心结构……甚至用什么指法，总之非常实际。”

萨洛宁为布朗夫曼量身定制的《钢琴协奏曲》，初稿难到近乎“反人类”。“我每天练到半夜两三点，甚至练到天亮，才能在四周内学会好赶上首演。”

他会坚持完成作曲家的初衷，也会在理性判断下提出修改建议，“这一段太难了，而且根本被乐团盖住了，我就算练好了，听众也听不到。你真的要我花五年时间练一段听众听不到的乐段吗？”